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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如果我没有从她身上碾过去把她压死，今天我女儿将会过生日。那是在1994年她15个月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和海伦娜当时住在拉斯伯里路上一栋爱德华风格的半独立房子中。对我们来说，房子太大也太贵，可是海伦娜在知道自己怀孕之后一直坚持要一栋带花园和朝南婴儿室的房子。我现在想不起来事情发生的具体场景，到底是海伦娜交待过我要照看好娜塔莉，还是自己心里想着她和妈妈在一起。这个在询问时肯定提到过；可是官方明确责任认定的那次询问已经从我记忆中抹去了。我现在记得的是当时我正要离开家去大学。海伦娜前一天把车停得很别扭，于是我把它往后倒，好更顺畅地穿过狭窄的院子大门。拉斯伯里路上没有车库，我们房子前有两辆车的车位。我肯定是忘了关前门，娜塔莉（她13个月的时候就会走路）蹒跚着在我后面跟了出来。这个细小的过失在询问时肯定也确认过了。不过有些事情我确实记得：左侧后车轮下像碾着斜面一样，轻轻颠簸了一下，却似乎比斜面更软、更容易碾压、更柔弱。猛然间，我意识到是什么了，不会错，绝对不会错，太恐怖了！五秒钟里，毫无声息，接着一声撕裂的尖叫声响起。我知道是海伦娜在喊叫，可是又难以相信听到的是人声。我现在还记得那种耻辱感。我动不了，下不了车，甚至无法伸手打开车门。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邻居乔治·霍金斯开始重重地击打车窗，嘴里喊叫着：“滚出来你个混蛋，滚出来！”看着那张贴在车窗上因愤怒而扭曲的脸，我现在还能想起当时自己无关紧要的想法：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我。我不能假装着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不能假装是别的人干的。我不能假装着自己没有责任。
恐惧和愧疚淹没了悲伤。如果海伦娜能说“亲爱的，你更不好受”，或者“亲爱的，你一样不好受”，或许我们还能从婚姻的废墟中挽留住什么。不过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头就注定是走不远的。可是话说回来，她是不会那么说的，她不会那么想。她认为我在意的东西很少，她说得没错。她认为我之所以在意得少是因为我爱得不多，关于这点她也没有错。我很高兴为人父。当海伦娜告诉我说她怀孕的时候，我所感受到的是很常见的情绪：毫无理性可言的骄傲、温柔和惊喜。我对孩子确实有感情。如果她能更可爱些（她简直就是海伦娜父亲的缩小版）、更柔和些、更容易互动而少些哀号的话我会更爱她。我很高兴没有别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些文字。她已经死去将近27年了，而我现在想起她来还不无抱怨。海伦娜则被她完全迷住，完全着了魔，成了奴隶。而且我现在知道是嫉妒使我对娜塔莉失去兴趣。假以时日我是可以克服这种情绪，至少也会做出妥协的。可是我没有时间。我知道海伦娜绝不会认为我是有意碾压娜塔莉，至少在她理智的时候不会这么想；出于迷信或是残存的善意，即便是她在最生气的时候也尽力不说那句无法原谅的话：“我希望死掉的是你。”只有丈夫病态而且脾气不好的女性才会说这样的话。可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她会选择娜塔莉而不是我活下去。我并不是为此而责怪她。在那个时候，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现在依然如此。
躺在特大号的床上，我离她远远的，等着她睡着，心里却明白她要几个小时才能入眠，不由担心第二天还要写满满的日志，担心自己该如何应对未来无数个睡眠破碎的夜晚，在黑暗中一遍又一遍地祈祷着申辩着：“看在上帝的份上，纯属意外。我不是有意的。碾压自己的孩子的父亲并非只有我一个。她应该照看好娜塔莉，照看孩子是她的责任，她分得很明白孩子不是我的责任。至少她应该好好看着她。”可是愤怒中的自我辩解和孩子为打碎花瓶找借口一样，是毫无新意、毫无用处的。
我们两个都知道我们必须离开拉斯伯里路。海伦娜说：“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了。我们应该在市中心附近找一栋房子。毕竟，那一直都是你想要的。你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里。”
她话里有论断只是未说破：“我们要搬家了，你高兴了吧。你很高兴她的死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葬礼之后的六个月我们搬到了圣约翰街一栋乔治亚风格的房子里，前门开在大街上，停车很困难。拉斯伯里路上的房子老少皆宜，这栋房子适合灵巧而身体健康的人和独居者。这次搬家很符合我的意愿，因为我喜欢住在市中心附近。乔治亚风格的建筑——即便是那些状况不好，需要不断维修的——都比爱德华风格的建筑品质好。娜塔莉死后我们没有做过爱，现在海伦娜搬到了她自己的房间。我们两个之间从来没有说起过，但是我知道，她这样子是在告诉我没有第二次机会，我不仅杀死了她心爱的女儿，而且还掐灭了再有一个孩子的希望，掐灭了生一个儿子的希望（她怀疑儿子才是我想要的）。可是那时候已经是1994年10月，再也没有选择了。当然，我们也不是一直都不在一起。性与婚姻远比想象的要复杂。时不时地，我会走过隔在她和我房间之间铺着地毯的几英尺路。她既不欢迎我也不拒绝我。可是我们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大，更难以弥合，我也不想努力去弥合。
这栋窄小的五层楼房对我来说却显得太大。不过鉴于人口下降，我独自占有过多的空间也不大会受到谴责。现在没有本科生吵吵嚷嚷要卧室兼客厅的房子，没有无房的年轻夫妇为获得更多的特权去触动社会的良知。我一个人占有整个房子，每天按部就班地逐层走遍，像是要在唱片、地毯以及抛光的木头上留下所有权标记。餐厅和厨房在地下室，厨房有一个大大的拱门，有石阶通往花园。上面一层的两个小起居室已经拼成了一个房间，兼做图书室、电视和音乐室以及方便见学生的会客室。二楼是一个很大的L形的绘画室，也是由两个小房间拼成的，两个不合时宜的壁炉彰显着其以前的用途。从后窗望出去，我可以看见带院墙的小小花园以及里面唯一的一棵白桦树。前面是两个优雅的落地窗，一直到屋顶那么高，外带一个阳台，正对着圣约翰街。
在前后窗之间来回走一下，一点劲都不用费就能了解这个屋子的主人。很明显主人是一位学者——三面墙从屋顶到地板摆的全是书架。一个历史学家——书本身说明了这一切。他主要关注19世纪的历史——不仅是书，图画和装饰品也能说明问题：斯塔福德郡纪念人物，维多利亚风格的油画，威廉·莫里斯的壁纸。房子也说明主人是一个喜欢舒适的独居者。没有家人照片，没有棋盘游戏，房间整洁，没有灰尘，没有女性杂七杂八的东西，没有一点痕迹能证明这里曾经有人住过。来这个房间的人也许猜得出屋子里所有东西都不是继承来的，都是淘来的。那些奇特或者说古怪的手工艺品得以保留、备受珍爱，没有一个是因为本身是家传宝物。没有家人肖像或看起来来自祖产的平凡的油画。这是一个在社会上打拼，用成就和不太大众的爱好把自己包围起来的人。大学校工的妻子卡瓦纳夫人每周三次替我打扫房子，她工作做得相当不错。我不想雇用旅居者，尽管作为英国总督前顾问我有这样的权利。
我最喜欢的房间在楼层顶部，是一个小小的阁楼。阁楼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铁铸壁炉，装饰有瓷砖。屋子里只有一个桌子、一把椅子，以及做咖啡用的必需品。窗户没有安窗帘，望出去，越过圣巴拿巴大教堂可以看见远方威萨姆森林的绿色坡地。就是在这里，我写日记，为讲座或上课做准备，写历史论文。前门远在四楼下面，开门很不方便，不过我生活自给自足，可以确保没有不期而至的造访者。
去年三月，海伦娜和我离婚，嫁给鲁伯特·克拉弗，他比她小13岁，不可否认的是，他兼有橄榄球运动员的过度热情和艺术家的敏感。他设计海报和书皮，做得还不错。在我们离婚前的一次谈话中，我记得海伦娜说过，我和她上床的间隔是精心掐算好的，这样做是因为我想让自己与学生的乱伦之情由不同的需要驱动，而不是为了缓解性能力的丧失。这些当然不是她的原话，但是她要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当时费了很大的劲才控制住情绪，没有说出刻薄话。现在想来，她这一番话让我们两个都惊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