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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应该没有。”
“好吧，也无所谓。事情其实是这么回事，我读过这本书，塞缪尔·德默的《战栗》。我读的时候就马上想到要把它拍成自己的电影。我那天是在午夜十二点左右开始读这本书的，早上六点的时候我已经把它读完了，八点钟的时候我就给德默打了个电话，是私人电话。通常情况下这种事情都是由我的代理人去经办，但是这一次我想亲自跟他表达一下我心中的喜悦之情。德默属于那种不太好打交道的人，他从不上电视节目，也从不参加访谈。其实这种类型的作家对我来说最具吸引力。就像以往一样，他一开始表现得很矜持，他完全不在乎他的书会不会被改编成电影。但是我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了其他的东西，人们在不善交际的人身上常常会体验到这种感觉。他其实很高兴我能给他打电话，能同别人交谈对他来说也是一件乐事，即使这个人是他完全不认识的人，也许正是因为是个陌生人才让他尤为兴奋。我觉得，这种人往往在同他们自己的名声抗争，就像美国人常说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比如我那么早就给他打电话，而他对此毫不介意，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之间擦出了火花。我们聊了一会儿他的书，聊了下把它改编成电影的可能性。有时候他问的东西会让我完全不知所措，他的一些话让我哑口无言，但却终生难忘。有些话甚至可以说是成了我的人生信条！‘您为什么不自己编点什么呢？’他问道。我必须承认，我当时感到非常窘迫。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回答。最后我问他，他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我听见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的话没有别的意思。您听起来是自己很有想法的人。我的意思是，您有足够的想法，您为什么不自己构思出一部影片来呢？’之后我们至少还闲聊了半小时。我们什么都聊，聊我们两个都感兴趣的书，聊电影，后来我们还私下结识了一下。同他的合作非常愉快，但是德默的问题确实改变了我的一生。最后我拍摄了《战栗》那部影片，但是经过他的首肯，这部影片可以说是基本脱离了他的原著。根据塞缪尔·德默的同名小说改编，这句话只是在影片的最后才出现在了片尾字幕上。《战栗》之后我再没有一部影片是改编自小说的，我把德默的话深深地刻在了心里，再后来我便开始自己构思影片中的情节。”
车灯照亮了路边的一块牌子，牌子上画着一顶帐篷，旁边还写着我们待过两晚的那家露营地的名字。还有八百米，这后面的路会更陡峭些，我记得在三四个急转弯之后就是那片海滩，现在终于是看到胜利的曙光了，我加大了油门。
“你们在白宫那次最后想出了什么主意？”我问道，“下次恐怖袭击可能在什么地方发生？”
“这正是我马上要说的，”史丹利说，“可能压根儿没有想出什么主意。我的意思是，我们那天可能已经想出了几个很棒的点子，不过问题是所有的内容都是高级机密，我们已经答应必须对此三缄其口。只有斯皮尔伯格后来走漏了一点风声，具体的细节我也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肯定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因为我们在那个醉酒当歌的下午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将来的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甚至会比我们噩梦中最大胆的想象还要糟糕。‘9·11’那场悲剧是已经够糟糕的了，真是他妈的一场噩梦。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纪，已经不再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确实没有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发明了一种新型大炮，可以用它在城堡上打开缺口。这种大炮改变了整个世界，各种力量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十年之内就彻底打破了几千年来形成的格局。现在类似的事情也正在酝酿之中，我们这些现代化的国家，西欧、美国还有亚洲的部分国家，就像是城堡，很久以来我们就主导着一切，但是轰击我们的大炮已经就位。”
“那看起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这个嘛，我刚才说过，这是高级机密，但是当然不是真的大炮。总而言之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多种因素同时作用。”
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开始对史丹利的故事产生了兴趣。
“你能不能给我透露一点呢？我保证守口如瓶。”
为了表明我缄口不言的决心，我把一只手从方向盘上抬了起来，把两根手指伸进了嘴里，然后又举了起来。我摆出了这副发誓的姿势对他说：“我决不食言！”
“小心！”
有辆车突然毫无征兆地从右边蹿到了碎石路上。我踩下了刹车，然后猛打方向盘，也许太迟了。我们常常自欺欺人地说，我们在漫天大雾的情况下也能安全驾驶，但是其实这种时候人的反应能力会下降，人们可能无法及时地踩下刹车。两辆车碰到一起时发出了剐蹭声，说是相撞就太夸张了，只是两车的金属板蹭了一下。然后我们的车就横在了路中间，另外一辆车停都没停就开跑了。那辆车的后灯很快消失在下一个拐弯后面。
“狗娘养的！”史丹利咆哮道，“你看见没有？他妈的！”
我用手擦了擦我脑门的冷汗。
“该死的，”我也开口道，“真他妈的该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