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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伯纳姆的首席结构工程师亚伯拉罕·戈特利布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没有计算世博会主建筑的风荷载。伯纳姆命令他的主要承包商（包括正在修建制造与工艺品馆的阿格纽公司）立刻停工。这几个月，伯纳姆一直在和流言蜚语斗争。流言说，伯纳姆逼迫自己的员工以过快的速度工作，导致一些场馆存在安全隐患；在欧洲，媒体报道声称某些场馆已经“被官方确定为危险建筑”。现在，戈特利布又承认自己可能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戈特利布为自己辩驳道，即使没有明确地计算风荷载，这些建筑也足够牢固。
“可是，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伯纳姆在给著名英国杂志《工程》的编辑詹姆斯·德雷奇的信里写道。他下令加强所有的设计，让建筑能够抵挡过去十年记录里最高速度的风力。“这样做也许太走极端了，”他告诉德雷奇，“不过对我而言，这样做是明智而谨慎的，因为要考虑到这里面涉及多大的利益。”
戈特利布辞职了。伯纳姆用爱德华·尚克兰代替了他，这是他自己公司的工程师，也是国内声望很高的桥梁设计师。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伯纳姆写信给詹姆斯·德雷奇，说自己因为建筑完整性的问题再次受到抨击。“这一次的批评却说，”他写道，“这些建筑造得太牢固了，完全没有必要。”
布鲁姆抵达了芝加哥，并且很快就发现为何被官方称为M区的大道乐园到目前为止都没什么进展。因为直到现在，它一直由一位叫弗雷德里克·普特南的哈佛大学人种学教授掌管。这位教授是位杰出的人类学家，不过让他来负责大道乐园，布鲁姆在多年后说“就好比如今让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来经营林林兄弟与巴纳姆-贝利马戏团般不明智”。普特南自己也赞同这一观点。他告诉自己在哈佛的同事，他“急切地想摆脱掉这一整个印第安马戏团”。
布鲁姆带着自己的担忧去找了世博会主席贝克，贝克又把他引荐给了伯纳姆。
“对于我们托付给你的工作来说，你很年轻，确实非常年轻。”伯纳姆说。
不过，当年约翰·舍曼走进伯纳姆的办公室时，伯纳姆也很年轻，但他的人生轨迹却就此改变了。
“我希望你知道，我完全信任你。”他说，“大道乐园交给你全权负责。放开手去做吧，你只需要对我负责。我会下令确保这一点。祝你好运。”
到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为止，进展最快的两栋楼分别是矿物馆和女性馆。矿物馆的施工进展非常顺利，这得益于老天仁慈，按照芝加哥的标准来看，那年的冬天非常温暖。而女性馆的施工却遭遇了重重考验，不仅折磨着伯纳姆，也折磨着负责女性馆的年轻设计师索菲亚·海登。这一切主要源于贝莎·奥诺尔·帕玛对场馆装饰提出的无礼要求。贝莎·奥诺尔·帕玛是世博会女性理事会的主席，这个理事会掌管着世博会一切与女性有关的事务。身为波特·帕玛的妻子，她拥有的巨大财富和压倒性的社会地位使她习惯了目中无人的做派。那一年早些时候，女性理事会的执行秘书领导了一次抗议活动，衣冠楚楚的优雅女性组成的理事会各派系之间公开发生了冲突。贝莎·奥诺尔·帕玛压制住了这场混战，这也体现了她的行事做派。在冲突最激烈的时期，一位受到惊吓的女性理事成员写信给帕玛太太：“我真切地希望国会不会对我们这种性别感到厌恶。”
海登到芝加哥完成最终的设计图后就回家了，留下伯纳姆执行施工事宜。工程于七月九日拉开序幕。十月，工人开始涂抹最后一层纤维灰浆。海登在十二月返回了芝加哥，开始指导这栋楼的外部装饰，她认为这是自己的责任所在。但她发现贝莎·帕玛和她的想法完全不同。
九月的时候，在海登不知情的情况下，帕玛号召各地女性为女性馆捐赠建筑装饰，大家纷纷回应。她收到的柱子、镶板、雕像、窗栅和门等装饰物的价值简直可以媲美一间博物馆。帕玛认为大家捐赠的装饰物都可以放在馆内，尤其是那些地位显赫的女性所赠的物品。而海登知道，这各种材料的大杂烩只会让场馆失去艺术上的魅力。当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名为弗洛拉·金蒂的女子送来一扇雕饰浮夸的木门时，海登拒绝收下。金蒂受到了伤害，感到怒不可遏。“每当想起自己为女性馆筹集这些装饰所付出的日日夜夜的辛苦，以及那些奔波的旅程，我的怒气就一点点上升。”帕玛太太当时人在欧洲，不过她的私人秘书劳拉·海耶斯是一个“收藏家”级别的长舌妇，将此事一字不漏地报告给了自己的雇主。海耶斯还向帕玛转达了几句自己向建筑师提出的建议：“我认为，宁愿让场馆看起来像一张拼布床单，也好过拒绝这些女性理事费尽心思收集来的装饰品。”
拼布床单可不是海登心里想要的效果。尽管帕玛太太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手段，海登还是不停地拒绝捐赠物。接下来，两人之间的斗争爆发了，斗争方式是货真价实的镀金时代<a href="#note_5" id="noteBack_5">[5]</a>风格，充满各种指桑骂槐和口蜜腹剑。帕玛太太吹毛求疵、纠缠不休，用冰冷的微笑来攻击海登越来越严重的忧郁倾向。最终，帕玛将女性馆的装饰任务指派给了另一个人——一位名为坎迪斯·惠勒<a href="#note_6" id="noteBack_6">[6]</a>的设计师。
海登用她安静而固执的方式与这样的安排作斗争，但后来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她走进伯纳姆的办公室，开始向他诉说自己的故事，并且迅速地失去了理智：眼泪横飞，不停抽泣，痛哭哀号……“这是一次严重的崩溃，”一位相识的人如此形容说，“仿佛大脑遭受了高度紧张与兴奋的剧烈袭击。”
伯纳姆目瞪口呆，马上召来了一位博览会的外科医生。海登被小心翼翼地抬入一辆安装了消音橡胶轮胎的世博会新型英式救护车，从公园出发送到了一家疗养院，强制要求她休息一段时间。据说她陷入了“忧郁症”，这只是抑郁症的一个委婉说法而已。
在杰克逊公园，事情很容易恶化，这简直成了一种地方病。伯纳姆发现，简单的事情通常会变成一场纠纷。连奥姆斯特德都变得令人烦躁。他是一个杰出而充满魅力的人，不过一旦执着于某件事，就会变得像一块乔利埃特产的石灰岩一样固执。一八九一年年末，他整天寻思着要为世博会的水道选择哪种船，仿佛“船”这一个因素就能决定他能否成功实现“神秘而诗意的效果”似的。
一八九一年十二月，伯纳姆收到了一份来自一位拖船制造商的提案，建议在世博会期间使用汽艇。奥姆斯特德从哈利·科德曼那儿听到了风声。科德曼除了作为奥姆斯特德在芝加哥的首席助理之外，还负责充当间谍，让奥姆斯特德随时掌握会对自己的设计构成威胁的事。科德曼给奥姆斯特德寄了一份提案的副本，并且自己加上注释，认为这位拖船制造商似乎得到了伯纳姆的信任。
十二月二十三日，奥姆斯特德给伯纳姆写信：“我怀疑是不是连科德曼都开始认为我太执迷于船只的问题，对此过分操心了，而这份心思本可以用在其他更为重要的事情上。我担心你会因此把我视为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