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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轻人把椅子向前挪了一下，把两只湿淋淋的脚伸向炉火边。
“我名叫约翰·奥彭肖。”他说道，就我的理解而言，我本人与这件糟糕的事情没有多大关系。这个问题是上一代遗留下来的，为了让您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必须从头讲起。
您要知道，我的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的叔父伊莱亚斯和我的父亲约瑟夫。我父亲在康文特里开设了一家小型工厂，在自行车被发明出来的那段时间里，他扩大了工厂的规模，并且是奥彭肖防破车胎的专利权所有人，因而生意做得十分成功，这使得他在卖掉工厂之后，能够凭借那笔巨款过着衣食无忧的退休生活。
我叔父伊莱亚斯年轻时侨居美国，成了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种植园主，据说他把种植园经营得非常好。美国内战时期，他为杰克逊的南军作战，后来投靠胡德将军，被提拔为上校。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以后，他离开了军队，回到了他的种植园，之后又在那里生活了三四年。不是一八六九就是一八七〇年，他重返欧洲，在苏塞克斯郡霍尔舍姆附近置办了一小块地产。他在美国曾经暴富过，离开美国返回英国的原因在于他非常讨厌黑人，对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政策也很厌恶。他是一个非常怪异、凶猛暴躁、性情孤癖怪异的人，发脾气时会出口伤人。在他定居霍尔舍姆的这些年里，他很少出门，我甚至怀疑他是否进过城。他有一座花园，还有房子周围的两三块地，在那里他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他却常常几个礼拜都不出家门。他喜欢每日豪饮白兰地酒，并且烟瘾非常大，但是他又不喜好交际，不想和任何人交朋友，甚至与自己的亲哥哥都不相往来。
他表面上并没有关照我，但是事实上，他还是比较喜欢我的，因为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那是一八七八年，他返回英国已经有八九年了。他向父亲乞求让我和他住在一起，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疼爱我。他在清醒的时候，喜欢和我一起玩巴加门棋<a id="z37" href="#bz37">37</a>和国际跳棋。他还让我作为他的代表跟他的下人和生意人打交道。所以当我到了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变成他家的小主人了。所有的钥匙都归我掌管，只要不影响他的隐居生活，我可以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个奇怪的例外，那就是，在顶楼上有一个房间堆满了废旧的杂物，这间房任何人都不能进去，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为了满足我这个大男孩的好奇心，我曾经透过钥匙孔向屋内偷看。但是屋子里除了一大堆破旧的箱子和大大小小的包袱外，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
那是一八八三年三月的一天，叔父餐盘的前面放着一封贴着外国邮票的信。收到一封信对他来说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因为他一直都是用现款支付账单，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朋友。‘从印度来的！’他拿起信吃惊地说道，‘庞地切瑞的邮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他急匆匆地拆开信，从信封里掉出来了五个干瘪瘪的橘核，落到了他的餐盘上。看到这情景，我正想发笑，但是当我看到他的表情的时候，笑容顿时从我的嘴边消失了。只见他耷拉着嘴唇，双眼凸出，面如土色，双目怒视着手里的那封信，手还不住地颤抖。‘K.K.K.！’他尖叫着，然后喊道，‘天哪，天哪，我的劫数到了！’
我喊道：‘叔父，怎么了？’
‘死亡！’他说道，从餐桌旁站了起来，转身回到了他自己的房间，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吓得我心惊肉跳的。我把信封拿了起来，看见信封封口的里侧，也就是涂着胶水地方的上方，三个用红墨水写得很潦草的‘K’字映入眼帘。信封里面除了那五个干瘪瘪的橘核，什么都没有。究竟是什么东西把他吓成这样呢？我离开餐桌上楼的时候，他正好往楼下走，我看见他一只手拿着一把生锈的钥匙——这一定是顶楼那间储物室的钥匙，另一个手里提着一个很小的黄铜匣，看上去很像是一个钱箱。
‘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但是我还是会打败他们的。’他宣誓诅咒地说道，‘让玛丽今天把我房间里壁炉的火生起来，再叫人把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请来！’
我按着他所说的办了。律师来了以后，他把我叫到房间里。壁炉里的火烧得很旺，炉栅里有一大堆黑色蓬松的东西，看上去是纸灰烬。旁边放着小黄铜匣，盖子是敞开着的，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瞥了一眼那个匣子，吓了一跳，那个匣子盖上面印着三个‘K’字，正是早上在信封上看到过的。
‘约翰，’我叔父说道，‘我希望你作为我的遗嘱见证人。我把我的财产，不管它的好坏，统统留给我的亲哥哥——也就是你的父亲。毋庸置疑，你父亲将来也会把它留给你的。如果你能平平安安地享受它们，那当然是最好的了；如果你感到不能的话，那么，孩子，接受我的建议吧，把它留给你的死敌。给你留下这样一个具有双刃剑般意义的东西，我感到很抱歉，但是我也不知道事情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请你按照福德姆律师的要求，在遗嘱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吧。’
我按照律师的指点签了名，然后律师就把遗嘱带走了。正如你想的那样，这件异常的事情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我不断地沉思，翻来覆去地考虑，还是没有猜出其中的奥秘。尽管日子一天天过去，这种恐怖的感觉也在慢慢减缓，并且也没有发生任何影响我日常生活的事，然而我始终无法从这件事带给我的那种朦胧的恐怖感中摆脱出来。那之后，我看得出我叔父发生了变化。他酗酒的程度比以前更加厉害，并且离那些社交场所越来越远。他经常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消磨时光，房门还上了锁；但是有时他又像是发了酒疯，疯狂地冲出房间，手里拿着一把左轮手枪，在花园里一边狂奔一边尖叫着，说他什么人都不怕，不论是人是鬼，谁也不能像禁锢绵羊那样把他禁锢起来。这种近似疯狂的发作过去之后，他又慌慌忙忙地跑回自己的房间，把门反锁起来，仿佛一个被内心的恐惧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再也没有颜面死撑下去了。每当这种时候，我看见他的脸总是大汗淋淋，不管天气是多么地寒冷，也像刚从水盆里浸泡出来的一样。
“好，福尔摩斯先生，让我把这件事情的结果告诉您吧，不能让您继续等下去了。有一天晚上，他又像是发了酒疯一样冲出了房间，但是这一次再也没有回来。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背朝天地栽倒在花园角落里一个盖满绿色浮藻的水坑里。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暴力的痕迹，水坑的深度也不超过两英尺。考虑到他平时行为古怪异常，因此，陪审团裁定为‘自杀’。但是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向是一个胆小怕死的人，怎么会去寻死呢？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慢慢地也就过去了。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地产，还有他大约一万四千镑的银行存款。”
“请等一下，”福尔摩斯打断了年轻人的话，说道，“如我所料，您所说的这件案子是我所听到的最不平常的一件案子。请告诉我您叔父收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死的那天的日期。”
“收信的日期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他是在七个星期后的五月二日那天自杀的。”
“谢谢您，请您继续说。”
我父亲接管了霍尔舍姆的房产之后，在我的请求下，仔仔细细地检查了顶楼那间常年挂着锁的储物室。我们在那里发现了那个黄铜匣子，尽管匣子里的东西早已被人毁掉了。一张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的纸标签贴在匣盖的里面。字母的下边还写着‘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推断：这证明了叔父所销毁的那些文件的性质。除了一些零乱的文件和记录我叔父在美洲时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之外，储物室的东西并没有什么价值。其中有一些是关于美国内战时期的情况和他尽职尽责、荣膺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还有一些是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记录，大多与政治相关。很显然，我叔父当时曾经积极参加过反对那些北方派来的只知道四处搜刮钱财的政客的斗争。
呃，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时，正是一八八四年年初，一切都是那么地顺利，一直到一八八五年的元月。那是元旦后的第四天，我们一家人围着餐桌吃早餐的时候，忽然听到我父亲的一声惊叫，只见他坐在那里，神情呆滞，一只手拿着一个刚刚打开的信封，另一只手五指伸展，手掌心上有五个干瘪瘪的橘核。以前每次我给他讲叔父的遭遇的时候，他总取笑我说那是无稽之谈，但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也被吓得胆战心惊，神志不清。
‘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沉重。我说：‘这是K.K.K.。’他看了看信封的里层。‘是的，’他叫喊着，‘就是这几个字母。但是这上面还写了些什么？’我从他背后偷偷看着信封念道：‘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就是花园里的日晷仪，别处都没有啊，’我说，‘文件肯定是那些已经被烧掉的文件。’‘呸！’他鼓足勇气说道，‘我们这里是文明的国家，绝对不允许有这种愚蠢至极的举动！这东西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敦提寄来的，’我看了一眼邮戳回答道。‘真是一个离谱的恶作剧，’他说道，‘日晷仪、文件，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会去理会这种鬼话的。’‘如果是我，就去报警。’我说道。
‘让他们来取笑我的痛苦，我才不干呢。’‘那让我去吧？’‘不，你也不许去。我不想为了这种事情而大惊小怪的。’与他争论没有一点儿用处，他是个非常固执的人。我只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开了，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收到信后的第三天，我父亲去探访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在朴次当山一处堡垒担任指挥官。他走出家门令我感到很高兴，我觉得，他离开家也许就意味着远离了危险。然而事实上我错了。他出门后的第二天，弗里博迪少校给我发来了一封电报，恳求我立即赶到他那里。我父亲面部朝下地跌倒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在当地到处都是。他躺在里面，昏迷不醒，头盖骨早已摔破。我急匆匆地赶了过去，可是他再也没有醒过来，从此离开了人间。似乎他是在天黑时分从费尔哈姆回家的。由于他对乡村的道路不了解，而白垩坑周围又没有栏杆遮挡，因此，验尸官便很果断地做出了‘意外死亡’的判断。我仔细地检查了每一处与他的死亡有关的细节，但是没有找到任何表明可能是蓄意谋杀的证据。案发现场没有暴力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的迹象，也没有陌生人经过的记录。就算我不说，您也应该知道，我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我敢肯定：他一定是被人密谋蓄意杀害的。
我在这种险恶的境遇下，继承了遗产。您也许会问我，为什么没有把它处理掉？我的回答是：因为我确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家的灾难是由于我叔父生前的某种意外引起的，因此不论我们住在什么地方，灾祸都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我可怜的父亲死于一八八五年一月，到现在已经有两年零八个月了。在这期间，我在霍尔舍姆过着还算幸福的生活。我开始希望：灾祸能够随着上一代人的离去而远离我家。可是谁能料到，我的这种自我安慰为时过早。昨天早上，灾祸又一次降临了，情景和我父亲当年所遭遇的一模一样。”
这时年轻人从马甲的口袋里拿出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封，来到桌旁，在桌上抖落了五个又小又干的橘核。“就是这个信封，”他继续说道，“盖的是伦敦东区的邮戳。信封的内侧还是那几个字‘K.K.K.’。接着写的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有没有采取什么措施？”福尔摩斯问道。
“没有。”
“什么都没有做吗？”
“老实说，”他垂下头，用细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我感到非常无助。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只被毒蛇盯着的可怜的兔子。我就像被一种无法抗拒和冷酷无情的魔爪困住一样，而这魔爪是怎么也防范不了的。”
“呸！呸！”福尔摩斯喊道，“您务必要行动起来啊，先生。要不您可就完了！只有精神的力量可以挽救您了。现在可不是绝望的时候啊！”
“我已经报过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