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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瑞克的计划是先回东方公司上班，等到我安排好了，在那儿和他会合，然后我们再一起出发去远征。他经常到布瑞特街的家里来和我讨论远征路线，并常自豪地憧憬美好的前景。我坐在那儿看着他喋喋不休地说着那些不着边际的话，想到已为他准备好这么奇妙的一套方案，觉得非常有趣。
他安排好三号乘夜间的轮渡去巴黎。他好像特别喜欢乘轮渡。有时从他所在的地方，只需走几码远跨过一座桥就可以过河，可为了坐轮渡——那种平底船——他宁愿多绕上几英里的路。我想这次多佛轮渡应该是他第二百次轮渡之行了吧。他告诉我他已经订了火车轮渡的卧铺票，他一离开，我立刻打电话以查尔斯·马丁的名义订了一张同天晚上去斯库恩的火车卧铺票。
当我再次见到他时，我建议说，既然我们是同一天出行，我去苏格兰，他去巴黎，他不如把行李（他只有两个箱子）寄放在维多利亚的寄存处，然后提早到我家里一起吃晚饭，然后再去尤斯顿送我。
对我提出的任何建议，他总是欣然接受。这次他像我预计的那样，一口答应了。我们一起吃了饭，晚餐有米饭、烤肉片和用杏子做的菜，这道菜是马哈茂德教卢卡斯夫人做的。（这道菜为使杏子充分入味需要炖很长的时间。）吃完饭，马哈茂德开车送我们到尤斯顿。在尤斯顿，我让肯瑞克替我去拿卧铺票，而我则继续往前走。当肯瑞克再度和我会合时，我已找到我的车厢，站在站台上等他。我想，如果他觉得奇怪，问我为什么用查尔斯·马丁的身份旅行，我可以说我的名气太大，用假名方便些。但是他并没有问。
上车看到乘务员是老“酸奶酪”时，我心里暗自庆幸，感觉上帝都在帮我的忙。你不了解老“酸奶酪”这个人。在他整个火车乘务员生涯中，从没对任何顾客感兴趣过。每到上班时，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尽一切可能早一刻回到他自己那气味难闻的休息室里去睡觉。
还有不到五分钟火车就要开了。卧铺车厢的门半开着，肯瑞克面对着过道，我们站在那儿说了一会儿话，然后肯瑞克说他最好马上下车，不然可能要被拉到苏格兰高地去了。我指着放在他身旁货架上、装着过夜用品的小箱子，说：“如果你打开我的箱子，会发现里面有我给你的礼物。就留作纪念吧，希望我们能再见。”
他弯下身子，像个孩子似的急切地打开两把锁。这个位置真是太完美了。我从口袋里掏出最令人满意的武器，人类当初设计它就是要用来偷袭敌人的。在沙漠地区，原始部落的人既没有刀，也没有枪，但他们用沙子做武器。一块破布，几捧沙子，就能将头盖骨像蛋壳一样敲碎；而且碎得干净利落，既不会流血，也不会有其他麻烦。他只轻轻呻吟一声，就倒在箱子上。我立刻关上门，把门锁好，仔细查看他鼻孔是否在流血。确认没有流血，我就把他拖下来，胡乱地往卧铺底下塞。这是我唯一失算的地方。这卧铺底下一半空间被一个固定的东西占着。尽管他又瘦又轻，但是他的膝盖怎么也塞不进去，仍露在外面。我脱下大衣把它搭在卧铺上，以便它可以垂下来遮住他的腿。我手忙脚乱地刚把它藏好，使它看上去很自然，这时火车汽笛就响了。我把去斯库恩的车票探出一半，和我的卧铺票一起放在镜子下面的小架子上，这样“酸奶酪”可以看到。然后我穿过走廊去厕所。这时候人们对什么都没兴趣，只想着早点儿下车。我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等待时机。
大约二十分钟过后，我听到连续的关门声，这意味着“酸奶酪”正去各隔间巡查。听到他进了隔壁的车厢，我立刻开始大声洗漱。过了几分钟，就听见他敲了敲卫生间的门，问我是不是7B铺上的乘客，我回答说是。他告诉我他看到了我的票，并把它们拿走了。我听到他走过去到下一个车厢，继续他敲门查票的工作。我趁这时候溜回到7B车厢，把自己反锁在里面。
接下来我有三个小时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这样我可以把一切都处理得更完美。
如果你想享受平静，不受任何干扰的话，亲爱的格兰特先生，就给自己买一张去苏格兰北部的火车卧铺票。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地方会像在这个卧铺车厢里这么安全。服务员一旦巡视完，就绝不会再来打扰你了。甚至在沙漠里，你都找不到这么安全的地方。
我把肯瑞克从床铺底下拖出来，把他的头在洗手盆边缘摩擦，弄出撞击的痕迹，然后又把他放在卧铺上。我仔细检查了他的衣服，发现他的装束极具世界主义色彩：他的内衣好像是印度的水洗布；西装是香港做的；鞋子是卡拉奇的；手表是那种廉价的金属表，既没刻名字，也没有名字的首字母缩写。
我把他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换上查尔斯·马丁的记事本和其他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