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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在机房里工作了好几个小时。船只是靠燃油发动，运行正常，我的工作并不像他们看起来的那么重。没有人可以称的上是工程师；只有火炉旁的那两个小伙子可以称为工程师。他们来自汉堡，一年前曾在造船厂当过学徒。他们很有礼貌，都得了肺痨，寡言少语地做着我交代的工作。晚上睡觉时，若你看到我穿着蓝色工作服，脚上穿着一双男式拖鞋，戴着一顶扁平帽子——这都是已故的瓦尔特的东西——你肯定觉得我天生就是在船上烧炉火的工人。其实，我是在跑赞比西的航线上学到这些知识的，当时船上那个工程师喝醉了，落进了有鳄鱼的湖里。
船长名叫申克，来自弗利然群岛，是一名出色的深水海员。他熟悉莱茵河三角洲，德国的商船一直在这条河上航行，直到战争结束前，他被选中带领船队运输军火。申克早就厌烦了这种业务，而且对此很不理解。他也看不懂航行图，尽管航行几百公里非常容易，他还是对领航讨厌不已。你知道，申克无论是在爱慕斯河出口处的浅滩航行，还是在波罗的海沙洲边遇到狂风，他都能牢牢掌握并控制好船行方向。申克现在有六只驳船了。多瑙河河水比较深，如果不是枯水季，船行缓慢，这些驳船不难通行。每天早上每只驳船都配两名船员，补给船只所需。这种贸易是不道德的行为，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绝对不会做这种贸易。每只驳船都有一只救生艇，船员们会划着救生艇去隔壁一艘驳船，在救生艇上用梯子爬上船去。离我们最近的救生艇上有六个海员，他们会为我们供应食物等用品。船员们都是弗利然人，说话慢吞吞的，长着金黄色头发，身体消瘦，很像我在艾塞克斯海岸看到的那种人。
申克的确是个深水海员，但他刚接触这种工作，没什么经验，这也是我为什么和他在一起的原因。他是个好人，领悟能力很强。上船前的一整天，他都跟我吐苦水，我也努力去让他开心。但困难越来越多，因为明晚就是除夕之夜了。
在苏格兰，除夕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但苏格兰还未回归。申克负责运送的这批货物非常宝贵，而且时间紧迫，但他还是心里清楚，要让船员狂欢一阵。天黑前，我们到了一个有点规模的镇上，我从没听说过它的名字，我们决定停泊在这过夜。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安排一人在船上值守，其他人上岸，四小时后轮换。我估计这批人返回后肯定有戏看，但我不敢说。我急切希望越过奥地利边境，因为我感觉这儿会被搜查。申克对这笔生意很认真，如果我说了，可能会冒一连串的险。
结果正如我所料。轮到第一批船员回到船上时，已经半夜了，伸手不见五指，那些船员们个个都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另一批船员也是零零散散、陆陆续续地往回赶。我一直守在船上，早上情况变糟糕了，我不得不跟船长一起上岸去把那几个掉队的家伙找回。最后终于把他们集中起来了，但还有两三个没找到，他们可能没想过要回来吧。如果我有一份像船员一样的轻松工作，我肯定不会在德国中部地区四处逃窜，而且前途未卜。你们这些弗利然人蠢得跟驴一样不懂得珍惜。逃跑的两个人都是船上的看守，也许是船上的生活太单调，他们才想到要逃离的吧。
船长非常生气，本来人手就不够还有人逃跑。当时镇上除了老的少的之外，壮年男丁真的不够，可能是采取强硬手段才招到这批船员。我想助船长一臂之力，跑完这一趟船，因此我也很恼火，用冰冷的河水泼向这群醉汉，用我所知道的荷兰语和德语咒骂他们。早晨很阴冷，穿过河边的小巷时，我听到头顶上大雁嘎嘎的干叫声，真想射一只下来。我跟其中一个家伙说——他是个大麻烦——他给帝国丢脸了，只配跟低贱的英国人去斗。
“天啊！”船长喊道，“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们必须尽力安排好人当班！我从船舱里抽出一个，你从机房里也抽一个，来当看守！”
就这样安排好了，正当我们迎着风往回走，准备上船时，我突然看到一个人坐在码头售票室边的长凳上。他长得很瘦，穿着卡其布外套，外套颜色陈旧，完全看不出来是一套制服。他面容和蔼，静静地抽着烟，用柔和而又沉着的眼睛注视着河上的船只以及吵吵嚷嚷的水手。如果是个普通的法国人坐在那里看着奇怪的事物，我肯定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惊讶的，可那个人就是彼得。
彼得盯着我，没有认出我来。他也似乎在等待我的某种暗示。
我迅速用彼得的家乡话跟他交流，因为我担心船长听得懂荷兰语。
“你从哪来的？”我问到。
“他们把我关在拘留所，”彼得说，“但我逃出来了。我累了，科内利斯，想坐船继续前行。”
“你还记得，在非洲你为我做过事？”我说，“你刚从达马拉兰回到家。你是个德国人，离开家三十多年了。你还会烧锅炉，曾经在煤矿工作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