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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们开始追查桑德拉（或亚历山德拉）的下落，看一九八四年纳克拿里附近有没有这样一个女孩。我这辈子经历过不少充满挫折的早上，但那天是数一数二的差。我打给户口普查局，接电话的女士讲话带着鼻音，语气冷淡地说没有法庭许可，她不能透露任何信息。等我压着怒火跟她说事关小孩谋杀案，她才明白我不会轻易放弃，便告诉我这件事她没法处理，接着便把我的电话转接出去（音乐是莫扎特的《G大调弦乐小夜曲》，显然是某人用一根手指在过时的卡西欧电子琴上弹的）。后来电话终于接通了，同样是一位语气冷淡的女士，跟我说了一模一样的话。
凯茜坐我对面，正在想方设法拿到一九八八年都柏林西南区的选民名册，因为我确定桑德拉那时应该有资格投票了，但还不到离家的年纪。结果，她的遭遇跟我差不多。我听见有人在电话里用甜腻且刺耳的声音反复跟凯茜说她的来电非常重要，很快就会有专人接听。凯茜很不耐烦，静不下来，三十秒换一个姿势，不是跷着二郎腿，就是趴在桌子上，或是推着椅子转圈，直到被电话线缠住。我因为睡眠不足而头晕眼花，全身被汗水弄得黏黏的。今天不算冷，但办公室中央空调的热风却开到了最大，让我很想尖叫。
“呸，去他妈的。”最后我终于受不了了，猛力将电话挂上。我知道接下来《小夜曲》会在我脑袋里回荡好几周。“他妈的一点意义都没有。”
“您的气愤非常重要，”凯茜背靠椅子，从椅背上仰过头来看着我，模仿语音信箱的声音对我说道，“很快就有专人让您更加气愤，谢谢您耐心等候。”
“就算这群智障愿意提供资料，也一定不会存在光盘或电脑数据库里，而是端出五百万个装满文件的鞋盒，要我们他妈的一个名字一个名字慢慢查，绝对得花上好几周。”
“而且桑德拉说不定早就搬家，嫁人，移民，甚至死掉了。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我突然灵光一闪。“我还真的有，”我说着一把抓起外套，“走吧。”
“哈喽，这位先生，我们要去哪儿？”
我走过她面前，顺手将她的椅子转到面向门口的方向。“我们去找帕梅拉·菲茨杰拉德太太。你最崇拜的天才是谁？”
“平常是伦纳德·伯恩斯坦，”凯茜说着开心地挂上电话，从椅子上弹起来，“今天是你。”
在拜访菲茨杰拉德太太前，我们先到劳里的店买了一盒牛油酥饼以表歉意，因为我们还没找到她的皮包。结果错了，大错特错，那一辈的人最讲究礼尚往来，既然我和凯茜送了饼干，她又怎么可能怠慢。只见她从冷藏室找出一袋司康饼，用微波炉解冻，抹上奶油，再将果酱缓缓倒入陈旧的小碟子里。我坐在滑溜溜的沙发边缘看菲茨杰拉德太太准备点心，一条腿的膝盖疯狂地抖动个不停，直到凯茜狠狠瞪了我一眼，我才强迫自己停下来。我知道自己非得吃那该死的司康饼不可，不然我们可能要连听几小时的“嘿，吃点饼干”。
菲茨杰拉德太太目光炯炯地盯着我们，眼睛一刻也不放松，直到我们各喝了一口茶（茶很浓，喝完嘴巴很涩），吃了一口司康饼，她才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躺回扶手椅上。“我喜欢原味的，”她说，“因为果酱会粘在我的假牙上。”
“菲茨杰拉德太太，”凯茜说道，“您还记得二十年前有两个小孩在森林里失踪的事吗？”我心里突然愤愤不平，气我自己说不出来，竟然要由凯茜代劳。可我确实又开不了口，因为我就是觉得自己说话会声音颤抖，一不小心就会泄底，让菲茨杰拉德太太起疑，仔细盯着我瞧，最后发现我就是亚当。到时我们就不得不在她家待上一天了。
“当然记得，”菲茨杰拉德太太气鼓鼓地说，“很可怕，真的是。他们完全不见踪影，没有办丧礼，什么都没有。”
“您觉得他们出了什么事？”凯茜突然问。
凯茜竟然在浪费时间，我真想踹她一脚，但我必须承认她问得很有道理。菲茨杰拉德太太就像童话故事里的怪婆婆，躲在森林中的破旧小屋里淘气且专注地向外张望。你就是觉得她有办法回答你心中的任何疑惑，就算谜题再神秘也难不倒她。
菲茨杰拉德太太若有所思地看着手中的司康饼，咬了一口，再用纸巾轻轻拍拭嘴唇。她在让我们等，享受卖关子的乐趣。“他们被心理有问题的家伙丢进河里了，”最后她终于开口道，“愿他们安息。可怜的家伙，他当初就不应该被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