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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美国后也出乎意料地大费周折。”
“我是那年六月去的上海，也就是发生卢沟桥事变一个月前。您当时还没回来呢！”
席有仁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那是他一生中心怀感激最多的时期。甫一抵达上海，他便立刻奔向兴祥隆银行，连本带利地还清了贷款。纵然李源良对他恩义尚存，但形式上他已偿还得一干二净了。银行方面似乎没想到他会如此迅速地还清贷款，感到格外惊喜，还特意派人带他游览了整个上海。根本无暇好好游玩的他，唯有那时是满心愉悦地畅游了一番。
“我回国时，战争已经开始了。”说着，李社长的目光望向了窗户。
回想起来，自那次回国时起，他的运势便开始急转直落。一切都被卷入了战争的旋涡之中。李源良迁至重庆，兴祥隆银行也停止了上海的业务，沦为内地的地方钱庄。席有仁也曾从他人口中听闻此事，可当时的瑞和企业虽已脱离危机，但仍步履维艰，他也无能为力。席有仁成为名副其实的业界第一人还是战后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属于战后派。
战后，就在席有仁为扩大瑞和的公司业务忙得不可开交时，香港的廖氏通知他，李源良去了日本。廖氏是瑞和创业时代的元老，当时已经隐退。他曾在香港照顾过李源良，眼见曾经的青年银行家破落至此，境遇凄凉，十分可怜。据说他当时极度害怕见到熟人。虽然贫穷绝非是寡廉鲜耻的事情，但那些娇生惯养的少爷却常常以没落为耻。李源良在日本有位朋友拥有一家塑料方面的工厂，当时邀请他过去负责出口部门，他便立刻乘船火速赶去。他一定以为在日本便不会遇见昔日的熟人，似乎只要没有人知道他的全盛时期，他就会觉得轻松。可怜的少爷啊……
说不定，自己如今只是坐在李源良面前，就已令他感到难以忍受的屈辱，只是为了那两千万才一直尽量忍耐——一念及此，席有仁的心情渐渐变得沮丧。
“那时在香港曾受到廖先生的多方关照。”
意外地，李源良的声音听起来很开朗，席有仁顿时松了口气。
“廖先生去年年底去世了。”他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