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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良本质上是享乐主义者。他喜欢悠闲度日，比如拉小提琴或是画画。但音乐也好、美术也罢，他都不会一门心思地深入钻研，只是出于娱乐而已。此外，他对当时逐渐兴起的话剧也很有兴趣，便与同好一道组建了业余剧团，并以演员的身份登台表演。尽管只是同学校演出差不多的水准，但他也算得上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小提琴和画具对他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帮助，但唯独演技，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正面影响。当他在会议上陈述我教给他的意见时，他总是能成功地表现出与该意见持有人相符的态度。
我的意见通过李源良之口说出，并非总能得到认可。因为精打细算之下，相较于不稳定的民族工业家，向那些囤积棉花的投机业者们融资要有利得多。但慢慢地，银行干部们开始清楚继任董事长所持态度为何了。李源良是即将支配整个银行的大人物，任何人都不会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所谓的“大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我。就这样，我慢慢地替银行的干部洗脑，静待时机。
李源良的父亲死后，我的时代便到来了。我得到了银行的完全控制权，但我并未谋取董事长的职位，而是成了李源良的秘书——这样就足够了。如今，李源良就是我，我就是李源良。
自李源良就任董事长后，兴祥隆银行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世人都认为这是因新董事长的性格所决定的。我还记得，某家报纸刊登了这样一则评论——“年轻的董事长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似乎已决意率领兴祥隆银行成为民族产业的支柱。然而，这位年轻的董事长恐怕很快便会醒悟到自己选择了一条多么困难重重的危险之路。”另外一家报纸则这样写道——“年轻的独裁者李源良莽撞地冲上了一条荆棘密布的道路，很快，他就将变得浑身鲜血淋漓。”自然，被这些评论激起发奋之心的并不是李源良，而是我。李源良当时只是一边将烟灰弹在报纸上，一边若无其事地说笑道：“呵呵，这帮家伙尽散布些陈词滥调来攻击我。”
李源良是我的面具，通过这个面具，我成了银行的独裁者。其中既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当失败时——比如贷款的工厂破产，人们就会冷笑——“看吧，活该！”但冷笑也好，白眼也罢，李源良一概置若罔闻。因此，人们愈发将他视做境界极高的大人物，却并未看见真正的统治者在后台咬牙切齿地流下懊悔的泪水。当成功时，那些人就会纷纷称赞——“哎呀，不愧是李源良，真是胸怀大度的俊杰之才，比他老爸还要厉害！”李源良则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在董事长室里打开速写本，聚精会神地为桌上的墨水瓶写生。那些人并不知道，满脸喜色的木偶师为了不让观众听到，正在极力忍住喜悦的呼声。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说这些，是想让你知道，李源良的所作所为其实全部都属于我李东昌。
当南洋的席有仁面临事业危机，被所有银行拒之门外，最后不得不来向兴祥隆银行寻求援助时，他想必早已不抱任何希望。当时，我和李源良同在避暑地，但并非在游玩。李源良吱吱嘎嘎地拉着小提琴，我则在一旁研究席有仁的融资申请书（或许应该称作恳求书），并且仔细审查了关于新加坡瑞和企业的调查资料。兴祥隆银行的地盘仅限于上海一带，我当时刚好在想，是时候与南洋建立关系了。但为了在南洋华侨中间拥有立足之地，就向当前生意兴隆的企业低头，这种做法太过愚蠢，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虽然会走弯路，但我们必须抱有慢慢培养的决心不可。我从很早以前就有这种想法，因此便觉得席有仁的申请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那是一种赌博，而且是极其危险的赌博。
我自言自语道：“搏一把吧……”李源良就在旁边，但我并未同他商量，凡是工作上的事从来都是我一个人拿主意——“好，搏一把！既然要借，就不能吝啬，只能维持一时的金额是不行的，必须超过席有仁申请的金额——必须要保证能从根本上令瑞和企业重新站起来，以谋图更大的发展。”
李源良停止拉小提琴，开口说道：“又要赌了？”他的话中既无嘲讽，也无抗议，“如若失败，人们会说什么呢？希望他们能发明些有趣的新词汇。”——他只关心这些。我将盖有董事长批准印章的文件交给了银行，就是这份文件拯救了席有仁。董事长的印章一直由我保管，而且他的所有信件都是我写的。到了后来，甚至连银行职员也将我的字当做是李源良的笔迹。
席有仁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怪物。得到融资的认同书后，他便立刻返回新加坡，专心致志地开始着手企业重建。一年后，他便将贷款悉数还清。为了还钱，他亲自来到上海，但李源良和我当时正在欧洲旅行，视察业务。准确地说，李源良是去各个美术馆、剧场和音乐会，我则是去视察各地银行。
席有仁得到融资后，每月都要对其事业状况作两次详细的报告，简直殷勤得过度，而且每次都会说些感谢的话。可以说，只要是这个世界上有的所有感谢的表现方法，皆已被他收罗殆尽。我一般每收到三次就写一封回信，内容不过是叫他加油而已。当然，李源良是不会写的，一直是我以他的名义来写。旅行中，我也给席有仁寄过几封信和明信片。当时曾计划顺路去趟新加坡，便就此事联系了席有仁。不过，后来新加坡之行因故取消了。
旅行回来，战争便爆发了。至于关闭银行在上海的业务转而移至重庆，也是我以李源良的名义作出的决定。战争中，我与席有仁的联系一时中断。后来我听他说，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他便放弃事业开始四处逃亡。等战争结束，兴祥隆银行又重返上海。同样，席有仁也回到了新加坡，开始收复以前的企业。双方都忙着处理自己的事。
关于战后上海经济界的状况，想必你也知道，简直无以名状。官僚资本掌握了所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我每每想起就会肝肠寸断。民族产业无法逃离棍棒的扑杀，尽数被灭。兴祥隆银行融资的民族产业全部破产，银行也因而倒闭。我甚至远渡美国，企图寻找救亡之策，却均失败而回。就这样，长年的梦想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一朝破灭。
我们放弃上海，流落到了香港。我和李源良均无妻子。李源良的妻子在重庆去世，并无孩子；我虽然并非独身主义者，但忙于工作，也未成家。我们都无牵无挂。因此，我们计划在香港重新开始。然而，对外来人而言，香港的风潮并非那样温暖，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基础。我们花光了身上仅有的钱，却连一个像样的事业的衣角都没摸到，仅剩一身皮骨。南国的太阳实在酷烈得无情。应该北返吗？不，此时中原早已战火密布，红军已如波涛般跨越了长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