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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第安岬酒店是一幢棕色建筑，就在新建的舞厅对面街角。我在酒店前泊好车，去盥洗室洗了脸和手，梳掉头发里的松针，随后走进毗连大堂的餐厅。整个地方人多得要溢出来，男的穿着休闲夹克，满口酒气；女的尖声大笑，指甲涂得血红，指节污垢斑斑。经理是一个低成本打造的硬汉，外套也不穿，叼着支烂雪茄，正戒备地巡视房间。收银台前，一个灰白头发的男子鼓捣着一台小无线电，收听战争新闻。机器的杂音多得好比土豆泥里的水分。房间深处的角落里，一支五人乡村管弦乐队在演奏。他们穿着不合身的白夹克和紫衬衫，一边拼命吹打，誓要压倒酒吧间的喧闹声，一边在缭绕的烟雾和醉醺醺的呓语中呆滞地笑着。狮角的夏天，美好的时节，热火正朝天。
我狼吞虎咽下一份所谓的套餐，喝了一杯白兰地，止住反胃的冲动，出门走上大街。天还大亮，但有些霓虹灯已经开了。各种声响交织着，撼得傍晚摇晃不已：汽车喇叭欢快的闹腾声，孩子的尖叫声，保龄球的碰撞声，投分球台的滚球入洞声，打靶场里点二二步枪轻快的火药爆裂声，点唱机疯狂的高歌声，而在这片喧嚣的掩映下，快艇在湖面上刺耳地轰鸣，漫无目的却又豁出性命似的疾行。
我的克莱斯勒里坐着一个穿黑色便裤的棕头发女孩，苗条、严肃。她抽着烟，正同一个坐在车踏板上的度假农场牛仔说话。我绕到车另一边，坐进去。那牛仔一提牛仔裤，跑了。那女孩没动。
“我是波蒂·凯佩尔，”她乐呵呵地说，“白天是这儿的美容师，晚上在《狮角旗》报社工作。不好意思，坐你车里了。”
“没关系，”我说，“你是想就这么坐着还是想让我开你去什么地方？”
“这条路往前开一段会安静些，马洛先生。要是您愿意赏脸跟我谈谈。”
“你在这儿的内线真够强的。”说完我发动了汽车。
我一路驶过邮局，到达一处街角，标着“电话”字样的蓝白双色箭头指向通往湖边的窄径。我转上小径，开过电话局——那是一间小木屋，门前有带围栏的小草坪。待又经过一间小屋，我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下停了车。树枝张牙舞爪，横跨整段路面，足足衍伸到五十英尺开外。
“这儿成不，凯佩尔小姐？”
“是太太。不过叫我波蒂就行了。大家都这么叫。挺好。很高兴认识你，马洛先生。我知道你打好莱坞来，那座罪恶之城。”
她伸出一只有力的棕色手掌，我握了握。天天用波比大头针给丰满的金发女郎束头发，她那一握仿佛卖冰人的钳子。
“我见过霍利斯医生了，”她说，“聊了缪丽尔·切斯。我想你能给我点详细情况。听说是你发现了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