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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非常奇怪，”看着小法院的长凳上挤满了看热闹的民众，本·卡利说，“怎么会有人星期一早上都没事可做。不过，我得说，把这些形形色色的家伙聚集在一起不是件容易的事。你看到那个开运动服饰店的女人了吗？就在倒数第二排座位上，戴着一顶跟她紫色妆容或头发完全不搭的黄帽子。如果她把店交给那个叫戈芙雷的女孩照看，那今晚她一定会发觉钱少了。那女孩十五岁时我就接过她的案子。她从会走路起就开始偷钱，现在还是这样。相信我，不能让女人独自掌管钱柜。还有那个安·博林咖啡馆的女人，这是我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她。真不知道她怎么能忍到现在才来。她姐姐整天花的比挣的多，没有人知道她把钱都花到哪儿去了。也许有人勒索她，但不知道是谁。我不禁想起白鹿酒馆的亚瑟·沃利斯。他每星期都至少要付三张不同的账单，这份工作的薪水肯定是不够的。”
卡利滔滔不绝地说着，罗伯特一个字都没听进去。他忧心忡忡地看着今天出现在法庭上的民众，他们不是往常那些来消磨时间的无业游民。消息显然已经由神秘的米尔福德镇流言渠道传来了，他们是来看夏普母女接受审讯的。通常，法院里的单调无聊是因为那些穿着女人服饰的同性恋男人，而令人昏昏欲睡是因为他们低声聊天的嗡嗡声。
他看到一张本该满含敌意但却出奇友善的脸，那是韦恩太太，上次见到她是在埃尔斯伯里，当时她正站在米德赛街上她可爱的小花园前。他无法把韦恩太太归为敌人。他喜欢她、尊敬她，并且现在就为她感到难过。他很想过去问候她，然而此刻的情景就像一盘摆开的棋，他们属于不同的阵营。
格兰特还没有出现，不过哈勒姆已经到了，正跟流氓闹事那晚去法兰柴思处理的警官在说话。
“你的侦探怎么样？”卡利停下滔滔不绝的评论问道。
“还不错，只是问题不小。”罗伯特说，“调查没什么结果。”
“一个女孩对抗一个世界，”本嘲笑着，“我真想亲眼见见这个行为不端的女孩。在收到了那么多慰问、求婚和被比做圣女伯纳黛特<sup><a id="jzyy_1_221" href="#jz_1_221">①</a></sup>之后，我想她肯定觉得乡村警察调查庭这个表演场太小了。她被邀请上过舞台吗？”
“不知道。”
“我想她妈妈不会同意的。那个穿棕色套装的就是她，看上去是个很明事理的女人。我不明白她怎么会生出那样一个女儿——哦，她是领养的，对吗？真是个可怕的警告。我总是在想，人们对同住一个屋檐下的人怎么会了解得那么少。汉姆格林有个女人，她从没让女儿离开过她的视线；有一天那个女儿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去。几乎疯狂的母亲哭喊着到警察局报案，后来警察发现那位从来没离开过母亲一天的女儿事实上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那天她只是接了孩子去跟她丈夫同住了。如果不相信本·卡利的话，可以去查查警察的记录。哦，还有，如果你对侦探不满意的话，通知我一声，我可以介绍更好的给你。该我们了。”
他一边起身走上法庭，一边还在继续他的独白，谈论着法官的气色、情绪如何，以及过去可能是做什么的。
庭上处理了三个例行公事似的案子，被告席上的那些混混显然非常熟悉法庭的程序，就像事先排练过一样；而罗伯特则期待着有人会叫“能不能等一下”！
接着他看到格兰特安静地走进来，坐到记者席后排的观众位上，他知道该他们了。
听到叫她们的名字后，夏普母女一起进来，走到那排粗制滥造的椅子前，那神情就像她们是在教堂找座位。他想：是的，就是那样的——目光沉静而敏锐，似乎是在静候演出开始。然而，他忽然意识到如果此刻是琳姨妈站到夏普太太的位子上，他会是怎样的心情；他第一次完全明白了玛丽恩遭受的是怎样的折磨。即使巡回法庭最终判定她们无罪，又有什么能补偿她们所经受的折磨？贝蒂·肯恩的罪行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
罗伯特是很传统的人，相信因果报应。他也许不会像摩西那样以眼还眼，但是他完全同意罪有应得的说法。他当然也不相信跟牧师谈几句，发誓要悔过自新就能让一个罪犯变成受人尊敬的公民。“真正的罪犯，”他记得有一晚，凯文长篇大论地讨论了刑罚改革之后说，“有两个不可能改变的特质，正是这两个特质让他们成为罪犯，即极度的虚荣和绝对的自私。这两个特质就像皮肤的组织一样不可分割，而且根深蒂固。要说悔过自新，那简直就像要改变一个人眼睛的颜色一样。”
“但是，”有人反驳道，“也有极度虚荣和绝对自私的人并不是罪犯。”
“那只是因为他们牺牲了妻子而不是银行，”凯文指出，“多少书籍著作都尝试过给罪犯下定义，但其实定义非常简单。罪犯就是把个人欲望的满足当做行为动机的人。你无法治愈他的这种利己主义，但可以把沉溺于利己主义的后果变成非他所愿，让他觉得根本不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