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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晚那几枪打得很漂亮。”说完，我斜睨了他一眼。
他把烟丝敲了出来，深沉地低头凝视着。“那姑娘怎么样了？”他头也不抬地问道。
“我不知道。他们没有扣下她。我们做了三次陈述，一次对王尔德，一次对警察局长办公室，一次对重案组。他们把她放了。之后我就没见过她。不过我也没指望能再见她。”
“听他们说是很不错的姑娘。不像是个会干坏事的人。”
“确实是很不错的姑娘。”我说。
格里高利上尉叹了口气，抓乱了那头灰发。“只剩下一件事，”他几乎是温柔地说，“你看上去是个好人，但做事太冒失了。如果你真的想帮助斯特恩伍德家——别掺和了。”
“我想你说得对，上尉。”
“你感觉如何？”
“棒极了，”我说，“我站在好几块各式各样的地毯上被人差不多骂了一个晚上。在此之前我浑身湿透，鼻青脸肿。状态简直完美。”
“不然你还想怎样，老弟？”
“没啥别的想法。”我站起身，朝他咧嘴一笑，开始向门口走去。等我快走到的时候，他突然清了清嗓子，厉声说道：“前面的话我都白讲了是吗，嗯？你还是认为你可以找到里根。”
我转过身，直视着他的眼睛。“不，我不认为我可以找到里根。我连试都不会去试了。这下你称心了吧？”
他缓缓点了点头。接着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说这个。祝你好运，马洛。随时过来。”
“谢谢，上尉。”
我下楼走出法院，从停车场取了车回到了霍巴特大厦的家里。我脱了外套躺在床上凝望天花板，听着外面往来车辆的喧闹声，看着阳光慢慢移动过天花板一角。我努力想入睡，但就是睡不着。虽然不是一天里喝酒的时间，我还是起来喝了一杯，重新躺下。还是睡不着。我脑子里仿佛有个时钟在滴答作响。我在窗沿上坐起身，把烟丝填进烟斗，大声说道：
“那个老混账肯定知道点什么。”
这斗烟抽起来苦得像碱水。我把烟斗放到一旁，重新躺下。我的思绪在虚假记忆的汪洋里漂荡，我好像在一遍又一遍做同样的事，去同样的地方，遇见同样的人，对他们说同样的话，一遍又一遍，可每一遍都像是真实的，仿佛真实发生过而且是初次发生一样。我在公路上开着车冒雨疾驰，银发套姑娘缩在角落里一言不发，所以等到达洛杉矶时我俩又变成彻底的陌生人了。我下车走进一家全天营业的杂货店，打电话给伯尼·奥尔斯说我在里阿利特杀了人，正在去王尔德家的路上，艾迪·马尔斯的妻子跟我在一起，她是目击者。我驶过寂静、被大雨洗刷得很明亮的一条条街道，到了拉法耶特公园，开进王尔德那座大木板房的停车门廊里。走廊的灯已经亮了，奥尔斯提前打过电话说我要来。我走入王尔德的书房，他穿着一件印花晨衣坐在书桌后面，脸色凝重，一根花斑雪茄一会儿在他指间转动，一会儿缓缓上升，送进他带着苦笑的嘴里。奥尔斯在场，有一个警察局长办公室派来的瘦子，他一身灰，学究气十足，模样和谈吐都像个经济学教授，不太像警察。我陈述着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静静听着，银发套姑娘坐在幽暗处，双手交叠在大腿上，谁也不看。来了很多电话。还有两个重案组的人，他俩看我的样子就像我是从巡回马戏团里逃出来的某种怪兽。我又开车上路了，身旁坐着其中一个重案组的人，要去富尔怀德大厦。我们走进那房间的时候，哈利·琼斯还瘫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死人脸上扭曲的僵硬表情和屋里酸甜的味道都没变。随行的有个验尸官，非常年轻、高大，面对这样的场面脖子上红色的汗毛根根竖起。还来了个取指纹的，看他忙成一团，我告诉他别忘了气窗上的窗闩。（他在上面发现了卡尼诺的指纹，那钟爱棕色的家伙就留下了这么一处指纹来证明我没有胡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