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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取他的通话时长，自凌晨1点07分至1点48分。杜诗的陈述也坐实了这一点，假设两人串通，那距离小树林最近的宿舍楼D1座里的员工证言则推翻了这个可能，当天凌晨，有十三位员工在床上也隐约听到附近有人打电话吵架的声音。问及到有没有注意吵架的时间，一人作证：“那男的越吵越凶，我睡眠浅，是被吵醒的，醒来看了一眼时间，1点42分，想到明天工作会没有状态，心里烦闷，在1点45分左右朝走廊喊了一声，‘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大概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一句咬牙切齿的‘再见’，吵架声停止了。”
树林地上遗留有七颗烟头，朱志越说自己当时很烦躁，对女友破口大骂，挂断杜诗电话后一并关机，事后在那里抽了烟，并下定决心与女友分手。
根据大象调查出来的系列案件共同点，周昊继而发现朱志越身份的可疑处，有了这个犯罪前提，周昊尝试击破他的不在场证明。死者死亡时间在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假设朱志越在这期间诱导金正来到小树林，把金正掐死之后打电话给女友，并制造争吵，引起附近宿舍楼的员工注意，然后再把尸体抬到行政楼B座二层男厕进行布置呢？
这个猜测理论上可行，实际操作起来难于登天。行政楼B座消防后门与小树林之间距离三百米，首先，这个路段四周宽阔的视野，极容易致使案情暴露。其次，朱志越体重一百五十公斤，将一具相同体重的尸体运到行政楼B座，因要躲避电梯监控，需亲自抬上二楼，再布置尸体。这一切又要在通话结束后的1点48分到新同事前来换班的2点——短短的12分钟之间完成，仅凭一人力量不可能实现。更不要说金正跟朱志越两人平时没有一丝互动，金正没有理由在值班期间听从一个陌生人的指示前去小树林赴约，甚至还特地绕过前门的监控。小树林的泥土湿软，周昊发现树林并没有搏斗或者拖拽痕迹，尸体的鞋底无泥沙，衣服没草汁印。朱志越不可能在树林犯罪，这个猜测很快被周昊否定掉。
有没有可能使用其他的诡计？
杜诗今年27岁，离过婚，带有一个孩子，是河南一家玩具厂的工人。朱志越去年在那家玩具厂短暂工作了两个月，认识了杜诗，异地之后，两人慢慢在电话中确立了关系。朱志越一直让杜诗来模具厂，但因为孩子上学的缘故，杜诗迟迟没有动作。在杜诗的口供中，周昊得知，当天晚上十点，朱志越打了第一个电话给杜诗，说等下要跟她谈一谈“正事”，她没想到“等下”要等到凌晨一点多。
“还是那些话，让我去陕西安康，跟他一起工作生活，还说孩子的上学问题他来搞定，我知道他连自己都顾不上，并不同意，于是他就跟我吵，越吵越凶，后来直接撂狠话，说不过来就分手，我想两人没必要因为这事闹得这么僵，刚还没处几天呢，想跟他缓和缓和气氛，结果软话还没说完呢，他就说了‘就这样，再见吧’，把电话给挂了，我再打过去，显示关机。”
“杜小姐，”周昊对比D1宿舍楼员工跟杜诗的证言，发现了双方对朱志越最后的通话内容的描述有出入，他打电话给杜诗，“你仔细回想，当天朱志越跟你打电话，最后一句话真的是‘就这样，再见吧’？”
“是的。当时我还一直在细心解释我的难处，让他不要激动，谁知道他劈头盖脸就是这么一句，就是这六个字，‘就这样，再见吧’。”杜诗回答。
周昊又找了宿舍D1座三位当时听清吵架的员工，问吵架最后的一句话，有一个人不确定，其余两人表示，最后一句是，“就这样，再见！”
“不是‘再见吧’？”周昊各向两位员工再次确定。
分别得到否定的回答。就是“再见”，干脆利落。
“当时吵架明明发生在你宿舍窗外后方的树林，你为什么朝走廊处喊？”周昊不解。
“当时我以为吵架就发生在楼下的走廊处。”一位员工说。
另一位员工说，“当时因为四周寂静，感觉声音很大，但我是隔天才知道，那人在树林打的电话，我当时以为就在楼里。”
四
飞机落地西安机场，大象打电话通知周昊，无法接通。半小时后周昊打电话回来，说刚才在开会，并表示在我们坐飞机的两个半小时间，他发现了朱志越不在场证明的疑点。
“杜诗和员工的证言不一样。”一进模具厂，周昊就把我们带到了东北角的树林，说了他的调查结果。
“双方证言出现了一个字的出入，很难起到推翻嫌疑人不在场证明的作用吧。”我疑惑。
“确实不能，但至少说明，他的不在场证明并非无懈可击。”周昊说，“有时证言和口供一两个字的出入，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08年在武汉，我就是根据嫌疑人的口供疑点，最后破获了一桩别墅凶杀案。包括张延实当时的露馅，也是败在口供上。”
“朱志越用了一些手法，造成证人的错觉，从而伪造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大象眼观树林四周，说道：“以现场环境和你的调查结果来看，朱志越要达成这个目的，有一种很简单的办法：使用音响设备。”
“对，用一个提前录下吵架声音的音响，放在树林地播放，在案发当晚静谧的氛围里，极容易让人产生有人在附近打电话吵架的错觉。”周昊说。
“凶手就不怕有人循声过来啊？”我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