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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很复杂，就不说了吧。”周时好脸色有些为难，显然不想就这个话题深谈，便转了话题道，“你知道我也是孤儿，自小在孤儿院长大，所以我和苏醒之后的骆辛有共情，这也是我做他监护人的另一个因素。”
“可是即使这样，你也不能放任他在支队里横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点规矩和一点礼节都不懂得遵守吧？”方龄稍微扬了些声音说。
“如果我算是他的家长，我承认我在教育和引导这方面很无能、很绝望。”周时好深叹一口气，“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该如何跟他相处，即使过去这么多年，面对他我仍时常感觉手足无措。我必须承认由着他的性子来是我的一种逃避方式，我担心对他越严格，他的逆反心理越严重，一旦出现冲突很可能会导致无法收拾的局面。”
方龄点点头，语气和缓说：“这点你倒不必过于自责，面对他这种大脑患有严重认知障碍疾病的孩子，大多数家长也都是有心无力，何况你是单身，工作又这么忙，但是总这么放任他也不是个办法。”
“其实他先前没有现在这么过分，主要是宁雪去世了，对他的打击很大。”周时好脸上露出一丝少有的黯淡，“实质上这10多年来，真正陪在骆辛身边的人是宁雪，真正为骆辛付出心力，真正教会骆辛如何工作、如何生活、如何自理、如何与人交往的都是她。虽然直到今天，骆辛在待人接物上仍有很多欠缺，但是你要知道最初的他是一个连喜怒哀乐情绪都不懂得正确表达的孩子。”
“我知道，这样的孩子的内心情绪，往往都是以相反的表情呈现在脸上，很容易引起误会。”方龄脸上露出一丝同情，“我听说宁雪生前也只是档案科的一个普通民警，她怎么会懂得心理方面的引导，骆辛又怎么会乐意接受她？”
“这点还真有些玄妙，可能真的是所谓的缘分吧。”周时好紧了下鼻子，清清嗓子说，“骆辛苏醒之后，大概做了半年的康复，随后就复学了。可这一上学不要紧，他的认知问题才真正显现出来。在课堂上乱讲话，随意在教室里走动，不与同学交流，稍微有人惹他便大发脾气。踹桌子、咬人、打架，谁说都不好使，对老师乃至校长也没有一丝敬畏感，我三天两头被叫到学校挨批评，给别的孩子家长道歉，时不时就得把他从学校接出来。
“带到队里他也不消停，到处乱跑，乱翻东西，把队里搅得乌烟瘴气。有一次他又在学校惹祸，我把他接到队里，他在办公间胡闹，搞得我焦头烂额，正好宁雪到队里办事，便主动说把骆辛带回档案科帮忙照看一下午，结果傍晚我去档案科接他，看到的一幕差点让我掉下眼泪——宁雪在工位上整理档案夹，骆辛安安稳稳坐在她身边翻看档案，整个人显出从未有过的平和。我问宁雪他怎么会这么老实，宁雪说一开始也不安生，后来随手给他一本档案看，他竟然看入迷了。也不知道是他与宁雪投缘，还是档案的魔力，此后只要有机会他就让我把他送到档案科，他和宁雪也相处得越来越好，逐渐宁雪承担了几乎所有是我这个监护人应该做的事情。她还四处奔波带骆辛到各大医院去检查脑袋，通过一些门路找各种心理医生咨询，直到经朋友牵线与崔教授建立了联系，才算安定下来，骆辛的学习和生活也相对地走向正轨。”
“以骆辛的智力，他考个研究生读个博士应该都不在话下，干吗那么急着让他参加工作？”方龄插话问。
“是他自己的选择。”周时好应道，“在学校闹腾归闹腾，学习在他那儿就跟玩似的，虽然在病床上耽误了3年，但是一路跳级到大学毕业，反而比同龄人早了两三年。当年报考时觉得他打小在档案室里浸淫，对档案工作应该比较感兴趣，正好师范大学有个档案学专业，加上崔教授当时还返聘在学校任职，对骆辛也能照应着，所以就给他报了那所学校。其实当时也没多想，就觉得他这种孩子将来能够考上公务员，在局里安安稳稳做个档案员，一辈子也算有依靠了。谁承想，他感兴趣的不是档案工作，是那些犯罪资料信息，他把它们作为大脑摄取的营养，为日后参与侦查办案做准备，他真正想做的是一名刑警。”
“你们怎么发现他有这方面的才能？”方龄问，“是谁想到邀请他出任支队顾问的？”
“最早，是他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周末我去学校接他，当时手上正办着一件失踪案：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两岁多的女儿逛自由市场，其间她去了趟市场里的公共厕所，让孩子在门口等着，前后大概两分钟，出来的时候孩子就不见了。中间过程就不多说了，反正查了几个月，案子一直没有进展。那天我拿了些卷宗放在车上，想带回家研究，骆辛上车之后顺手拿过去翻看。
“那个案子从调查伊始，我们就把视线锁定在孩子妈妈身上，所以一直派一组人手对她进行暗中监视，她每天去哪儿，做什么，卷宗里都有记录。大概跟了半个月，我们发现她在外面有个情人，是本地一所艺术学校的学生，才20岁，家里条件应该不错，有自己的车，还独自在校外租房子住。在我们跟踪孩子妈妈的那一段时间里，两人见了3次面，每次都去酒店开房，除此两人没什么别的异常举动，与孩子失踪也建立不起联系。然而，骆辛看完卷宗，非常明确地指出孩子不是从自由市场失踪的，大概率已经遇害，凶手是她妈妈和其情人，犯罪现场就在情人的家中。
“骆辛的逻辑非常简单：其一，从监视记录看，孩子失踪之后，她妈妈再也没有去过事发的自由市场以及周边，如果孩子真是在那边失踪的，一个负责任的妈妈一定会三番五次去那边试着寻找孩子；其二，她的情人独自在外面租房子住，两个人偷情完全可以在情人家中，为什么要冒着被别人看到的风险去酒店开房？显然那个家里有让两人避讳的东西，尤其对孩子妈妈来说，原因或许是因为孩子就是死在那个家中。
“骆辛的一番分析，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思路，于是我们把那个学生传唤到队里像煞有介事审了一通，结果没多长时间他就招供了，承认孩子是死在他的家中。随后我们又抓了孩子的妈妈，据她供认：她丈夫经常出差，大多数时候都是她带着孩子和婆婆一起生活，她没有工作，平时闲着无聊经常上网，在一个社交网站上认识了那个学生情人，此后便一发不可收，频频在学生家约会。先前她出去偷情时，都是把孩子交给婆婆看管，但那天婆婆临时有事出去了，她又被情欲冲昏头脑，便带着孩子一起去约会。她把孩子关在学生家的另一个房间里，等她和学生情人一番云雨之后，心满意足过来看孩子时，孩子躺在地上已经没了呼吸。原来是孩子不知道从哪儿摸到一个玻璃球塞到嘴里，生生把自己卡死了。毕竟孩子是因自己疏忽而死，又怕奸情暴露，两个人商量一番后决定，学生情人开车把孩子尸体运到郊外的山沟掩埋，孩子妈妈去自由市场制造孩子失踪的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