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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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迪莉亚乘11路汽车到达了萨默赛特府。刚下车，雷阵雨就接踵而来。天上划过一道闪电，几乎在同时，犹如密集炮火齐发般的雷声在耳边响起。她从停放着一排排汽车的院子中跑过，瓢泼大雨形成一道水墙，雨点像子弹般击打着铺路石，飞溅到她的脚踝上。她推开门，踩在门口的垫子上，身上流下的水沾湿了门垫。她松了一口气，哈哈大笑起来。在查阅遗嘱的人中，有一两个抬起头来冲她笑了笑，柜台后面，一位慈祥的女士发出了啧啧声。科迪莉亚在垫子上抖了抖外套，把它挂在一把扶手椅的背后，然后掏出手绢徒劳地擦了擦头发，接着朝柜台走去。

那个慈祥的女人很乐于帮忙。科迪莉亚向她咨询正确的程序，她指着大厅中间摆满卷宗的书架解释说，遗嘱是按照立嘱人的姓氏以及遗嘱存放在萨默赛特府的时间排序的。查完分类号后，只要把卷宗拿到前台，然后就可以提取遗嘱原件，交二十便士就可以查阅了。

由于不知道乔治·博特利的死亡日期，科迪莉亚有些无从下手。但她推断这份遗嘱肯定是在马克出生以后立的，至少也是在怀上这个孩子之后立的，因为这位外祖父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可是博特利先生也给自己的女儿留了一笔钱，这笔钱在她死后就转到了她丈夫名下。很可能是他死在了她前头，否则他肯定会重立遗嘱。科迪莉亚决定从马克出生的一九五一年入手。

她的推断是正确的。哈罗盖特市石门小屋的乔治·阿尔伯特·博特利死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在他外孙出生后的三个月零一天。这份遗嘱是他在过世三个星期前立下的。科迪莉亚心想，不知他是意外暴毙，还是明知自己时日无多才留下遗嘱。她注意到，他留下了价值将近七十五万英镑的庄园，很好奇他是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肯定不全是来自羊毛生意。她把这厚厚一册卷宗重重地放在柜台上，工作人员在一张白色的表格上填了详细信息，然后给她指了去会计室的路。她觉得收费并不高，几分钟后，她就在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下，手里拿着那份遗嘱，借助灯光开始阅读。

早在皮尔比姆保姆告诉她关于乔治·博特利的事时，她就对此人没有多少好感。看完遗嘱之后，她也没有对他产生改观。她原来担心这份遗嘱冗长复杂，难以理解，实际上它简洁明了，一读便懂。博特利先生指示，在他死后要变卖所有财产，“因为我不希望那些小玩意儿引发不得体的争执”。他还适当地留了一笔钱，给那些在他临终前照顾他的佣人，但是科迪莉亚注意到，遗嘱中没有提到他的花匠。他把剩余的钱财无条件地分了一半给女儿，因为“现在她已证明了自己至少具有一项正常女人的价值”。剩下的一半则留给了他的宝贝外孙马克·卡伦德，但要等到他二十五岁生日的那一天，“到了那一天，如果他还没有明白金钱的价值，至少也到了免遭剥削的年龄”。从资本中获得的进项留给了博特利的六个亲戚，其中有些人显然只是远亲。这份遗嘱还重新设立了一个剩余财产信托基金，受益人亡故后，该人所得到的财产将由仍然在世的人均分。立嘱人相信，这样的安排能够引导受益人们相互关心彼此的健康与生活，同时鼓励他们益寿延年。如果马克在二十五岁之前亡故，这项家庭基金也将继续运作，直到所有受益人全部去世。届时，所有资本将在他所选定的长长一串慈善机构中分配。就科迪莉亚来看，他选择这些机构是因为它们都声望良好，运作成功，而不是为了表达立嘱人的个人关切或同情。看来，他曾经向自己的律师索取过一份比较可靠的慈善机构名录。如果亲属中的指定财产继承人都不在了，他对这些财产的未来其实并不感兴趣。

这是一份奇怪的遗嘱。博特利先生没有给他的女婿留下任何东西，但显然也并不担心自己那多病的女儿一旦早逝，她的那份财产就会转入丈夫的名下。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份遗嘱像是在赌博，科迪莉亚对乔治·博特利的财产来路再次产生了疑问。然而，尽管这份遗嘱的措辞犀利，不近人情，却不能说它不公平或者不慷慨。他不像某些有钱人那样，即使死后依然企图控制这份巨额财富，不遗余力地阻止任何一枚铜板落入无权得到它的人手中。他无条件地把遗产留给了女儿和外孙。博特利先生是个不讨人喜欢的人，但是想不尊重他也很难。这份遗嘱中的实际含义非常清楚：如果马克死了，他的那份遗产任何人都得不到，它将转给名单上的那一长串受到高度尊重的慈善机构。

科迪莉亚对遗嘱的主要条款做了笔记，她倒不是担心会忘记，而是因为伯尼一贯坚持要做详细的笔录。她在笔记本的开销记录中把那张二十便士的发票登记了下来，还把当日往返剑桥的便宜火车票和汽车票也做了记录。接着她把遗嘱送还前台。那场迅猛的暴风雨来去匆匆，此时，火热的太阳正晒干窗户上的雨水，被大雨冲刷的庭院中留下的积水也在慢慢蒸发。科迪莉亚决定只向罗纳德勋爵额外收取半天的劳务费，因为她要到伦敦的事务所去一趟。那里可能有邮件，也可能有别的案子等着她去处理。

不过这个决定是个错误。事务所似乎比她离开的时候还要脏，与外面雨后清新的街道相比，屋子里有一股酸臭味，家具上面积了厚厚的一层灰。地毯上的血迹已经不是原先的鲜红色，变成了砖头的红棕色，看上去更加凶险。信箱里除了供电局最后一次催缴单和文具商的一份账单，没有其他东西。伯尼为买这些讨厌的书写纸支出了一笔钱——或者说欠了一笔账。

科迪莉亚开了一张支付电费的支票，掸了掸家具上的灰，并再次想把地毯弄干净，但依然是徒劳。接着她锁上事务所的门，步行前往特拉法加广场，去国家美术馆给自己点安慰。

她赶上了十八点十六分从利物浦街开出的火车，回到农舍时已将近晚上八点。她把迷你车停在矮树丛中的老地方，然后从农舍的一侧绕过。她犹豫了一阵，心想要不要把手枪从藏匿的地方取出来，但转念又决定先等一等。她此刻已是饥肠辘辘，首先要弄点东西吃。早晨出发前，她曾经仔细地锁上后门，还在窗台上贴了一道胶带纸。如果还有更多的神秘来客，她希望能有个心理准备。看到那条胶带纸完好无损，她从肩包里取出钥匙，弯腰把它插进锁孔。她从没想过危险会潜伏在农舍外，猝不及防之间，她遭到了突袭。在毯子即将蒙到头上的瞬间，她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根绳子套上了她的脖子，那张热得令人窒息的毯子紧贴着她的口鼻。她张大嘴巴呼吸，舌头尝到了干燥、气味难闻的纤维。她感到胸前一阵疼痛，随后便失去了知觉。

被松开的那一刻，简直是奇迹与恐怖的交织的瞬间。那条毯子被扯开了，她从头至尾都没有看到袭击者。一瞬间的清新的空气让她清醒了，但未及在一片绿色中看清眩目的天空，就感到自己在坠落，惊恐无助地坠入冰冷的黑暗之中。这坠落像一场乱糟糟的噩梦，许多儿时的恐惧全都不可思议地浮现在眼前。接着，她的身体掉进了水里，冰冷无形的手把她拖进恐怖的漩涡。身体坠入水中的时候，她本能地闭上了嘴巴。在仿佛永恒的寒冷和黑暗中，她挣扎着浮向水面，甩了甩头，抬起刺痛的双眼向上看去。上方是不断延伸的黑洞，黑洞顶端就像挂着一轮蓝色的月亮。就在这时，头顶的井盖像照相机的快门一样关闭了。那轮月亮变成了半月，而后变成新月，最后几乎一片漆黑，只剩下从八条缝隙中透出的光。

她拼命地踩水，同时试探着井底，可是触碰不到。她手脚并用地疯狂划水，告诫自己不要惊慌失措。她用手沿着井壁摸索，试图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没有。光溜溜、湿漉漉的圆筒形砖砌井壁，在她的头顶上方形成一个环形的墓穴。她凝神向上看去，觉得井壁就像一条大蛇的腹部，在不断地扭动，延伸，摇晃，旋转着。

接着她感到一阵愤怒的求生感。她不会让自己就这样淹死的，不会一个人怀着恐惧死在这个可怕的地方。这口井很深，但是很小，直径不会超过三英尺。如果她能保持头脑清醒，只要花上点时间她就可以用腿和肩膀抵住井壁上的砖头，慢慢往上挪动。

她掉下去的时候，居然没有被井壁擦伤或者撞昏。因为掉得干脆利落，她奇迹般地没有受伤。她还活着，还能够思考。她总能绝处逢生。她会活下来的。

她仰面浮在水上，用肩膀顶着冰凉的井壁，张开双臂，用手肘抵住砖头的接缝，这样可以抓得牢些。她甩掉脚上的鞋子，用两只脚蹬住对面的井壁。她感觉到就在水面之下，井壁上有一道稍许宽松的石缝，便弯起大脚趾钩住它。这样，她就有了一个向上爬的支撑点，虽然不够稳定，但比没有好。借助这个办法，她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挪出水面，使背部和大腿的肌肉暂时得到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