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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晚上，理查德·奎因一反常态，令人感到意外，尤其对于地区检察官桑普森来说更是如此。老人变得烦躁易怒、疾言厉色，完全不通情理。他咬着嘴唇，低声嘀咕，烦躁不安地在路易斯·潘泽尔经理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他全然没注意到桑普森、潘泽尔和另一个人的存在。那个人从未出现在剧院办公室，他像只老鼠一样坐在潘泽尔的一张大椅子上，眼睛像茶碟一样大。这个眼睛明亮的人就是朱纳，他陪同心情阴郁的主人来到罗马剧院办案，这种殊荣可谓破天荒了。
事实上，奎因的心情异常低落。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无数次遇到过明显束手无策的问题，又无数次地反败为胜。因此，警官的奇怪举动更令桑普森莫名其妙。他与老人打了多年交道，从未见过他如此焦躁不安。
老人的情绪并非像桑普森所担心的那样是因为菲尔德案的调查进度。清瘦结实的朱纳张着嘴坐在角落里，他是唯一了解警官为何急躁踱步的人。朱纳凭借其流浪儿的机敏和天生的洞察力，加之与老人长期友好相处的经验，非常熟悉他的脾气，他知道主人的举动只不过是因为埃勒里不在现场罢了。那天早上，埃勒里由他父亲闷闷不乐地送到车站，乘坐七点四十五分的快车离开了纽约。在最后一刻，这个年轻人改变了主意，宣布放弃去缅因州旅行的决定，改而留在纽约陪同父亲，直到结案。老人不同意。以他对埃勒里性格的了解，他敏锐地觉察到，容易激动的儿子是多么渴望一年多来的这次假期。他打心里不想因为自己而剥夺了儿子的愉快旅程，所以他对儿子想留在自己身边感到急躁。
于是他不理睬埃勒里的提议，把他推上火车，勉强笑笑，拍了拍他，与他告别。火车驶出车站时，埃勒里的最后一句话从月台传来：“我会想你的，爸爸。我会尽快给你写信的！”
警官现在正感受父子分离给他带来的痛苦。他走来走去，把潘泽尔经理的地毯都蹭得起毛了。他感到头昏脑涨，浑身无力，胃部虚弱，两眼发昏，觉得与世界和世人格格不入，但无意掩饰自己的恼怒。
“时间差不多了，潘泽尔，”他向这个矮小的胖经理吼道，“多久才能把这些该死的观众清理完毕？”
“很快，警官，很快的。”潘泽尔回答。地区检察官擤掉因感冒而流出的鼻涕。朱纳着迷地凝视着他心目中的神。
一阵敲门声，大家的头都扭过来。头发蓬乱的宣传员哈里·尼尔森将他粗犷的脸探进房间。“警官，不介意我加入这个小聚会吧？”他兴高采烈地询问，“我进来的时候刚刚开始，是否就要结束了——哎哟，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可要在这儿待一会儿呢！”
警官从浓密的眉毛下朝他投来冷冷的一瞥。他的站姿仿佛拿破仑，毛发竖立，肌肉鼓起，一脸敌意。桑普森吃惊地看着他。奎因警官从未显示过其脾气出人意料的一面。
“好啊，”他大喝一声，“多一个也无所谓。反正这儿的人够多了。”
尼尔森的脸一红，欠了欠身，似乎要退出去。警官眨了眨眼，情绪好了一些。
“这儿——坐下，尼尔森，”他客气地说，“千万不要跟我这样的老家伙一般见识，我只是有点儿疲惫。今晚可能需要你帮忙。”
“我很乐意参与进来，警官，”尼尔森咧嘴笑了，“是什么事呢——是西班牙宗教法庭<a id="zhu1" href="#zs1"><sup>[1]</sup></a>吗？”
“差不多吧。”警官垂下眉毛，“不过——还要看情况。”
这时，门开了，高大魁梧的韦利警长快步迈进房间。他把手中的一张纸递给警官。
“都到齐了，长官。”他说。
“所有的人都出去了吗？”他大声说。
“是的，长官。我已经让女清洁工下到休息室去了，等到我们办完事她们才能回来。收银员已经回家了，男女引座员也一样。演员在后台，我想他们在换衣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