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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星期一是达格利什妻子的周年忌日。清晨,他去斯特兰德大街后面的小天主教堂,为她点了一支蜡烛。他妻子生前是天主教徒。他不信妻子的宗教。妻子死前,他并不理解这对她意味着什么,也不理解他们之间这一根本差别对婚姻有什么重要影响。她死的那天,他点燃了第一根蜡烛,因为他想正式表达那无可挽回的悲痛,也许是像孩子那样希望能给她的灵魂以某种安慰。这是第十四根蜡烛。他认为在他那超然和秘密的生活中,这纯粹属于个人行为,不是迷信或虔诚,而是习惯,一种尽管他希望改变,却已无法改变的习惯。他很少梦见妻子,但是一旦梦见,她的容貌都很清晰。醒着的时候,他已无法准确回忆她的面容了。他把那枚硬币投入投币口,把蜡烛芯对准在潮湿支架上即将熄灭的火焰。蜡烛立刻点燃,火焰变得明亮起来。这对他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烛芯理应马上点燃。他凝视着火焰,没有产生任何感觉,甚至连怒气也没有。接着,他就转身离开了。
教堂里几乎空无一人,给了他一种强烈而平静的氛围,他可以感觉到,却不能分享。他朝门口走去时,认出了一个女人。她穿着红色外套,头上有一条墨绿色的围巾。她停下脚步,用手指蘸了一下圣水。这个女人是弗里德里卡·萨克森,斯蒂恩诊所的资深医生。他们一起走到外层的大门。他为她把门推开,一阵秋风扑面而来。她冲他笑了笑,非常友好,也非常得体。
“您好。我以前从来没在这里见过您。”
“我一年只来一次。”达格利什回答说。他没有解释,她也没有追问。
萨克森说:“我想见您。我认为有些事应当让您知道。您不上班吧?如果是,那就劳驾您到咖啡店去,和一名嫌犯谈谈。我不想去你们办公室,而在诊所又不便要求与您单独谈。反正我要喝咖啡。我有点冷。”
“我记得去年在拐角处有一家,”达格利什说,“咖啡还可以,而且很安静。”
一年之中,这家咖啡店发生了变化。达格利什记得这里很干净,但是缺乏情趣,只有几张桌子,上面铺了塑料布,还有一张长长的吧台,摆着一个茶壶和一层层实惠的三明治,上面罩了几个圆玻璃罩。如今它已今非昔比了。墙上装了仿老橡木的墙板,上面挂了几柄长剑,还有真假难辨的老手枪和短剑。里面的服务生看起来很前卫,像初入社交圈的女子,靠的是吃青春饭。里面光线非常暗淡,简直可以说是阴暗。她走在前面,领他到远处拐角的一张桌边。
“只要咖啡?”达格利什问道。
“只要咖啡。”
等咖啡端上来之后,她说道:“是关于巴古雷医生的事。”
“我想也是。”
“我想您肯定听说了一些事情。我想跟您说说这件事,而不是等着被问。我想让您听我说,而不是听艾米·肖特豪斯说。”
她说的话既没有敌意,也没有令人尴尬。达格利什回答说:“我没有问起这件事,因为它似乎与本案毫不相干,但是如果你想告诉我,也许会很有帮助。”
“我不想让您产生错误的印象,仅此而已。您很可能认为我们与博勒姆小姐过不去。您得知道我们没有。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非常感谢她。”
达格利什没有必要问她所说的“我们”是谁。
对他们的谈话毫无兴趣的服务生端来了咖啡,那咖啡在半透明的杯子里还冒着白沫。萨克森小姐脱下身上的外套,解下头上的围巾。他们都用手捧着热杯子。她往杯子里放了很多糖,然后把塑料碗推到达格利什面前。她没有感到紧张和不安,反倒像个学生在约朋友喝咖啡,没有任何做作。达格利什发现,和她在一起时,自己异常平静,也许是因为他对她的外貌不感兴趣。不过他很喜欢她。很难相信这是他们的第二次见面,而且把他们聚在一起的是一桩谋杀案。
她吹开咖啡的泡沫,看也没有看他一眼就说:“詹姆斯·巴古雷和我相爱将近三年。这件事没有引发大的道德风波。我们没有刻意邀请爱,但是当爱来临,我们也没有拒绝。毕竟,如果你不是个受虐狂或圣人,你就不会主动放弃幸福,而我们两者都不是。我知道巴古雷的妻子很神经质,我不想打听关于她的事情,而他也不想多谈。我们都认为她需要他,离婚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我们并没有给她造成任何伤害,而且永远不会让她知道。巴古雷以前总是说,喜欢我反而给他们的婚姻增添了幸福。当然,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比较容易做到仁爱和有耐心。他也许是正确的,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理性化的,成千上万的情侣必须应用的原则。
“我们不能经常见面,但是我有自己的公寓,而且我们通常都能做到每个星期在那里待两个晚上。有一次海伦,也就是他的妻子,到她姐姐家去,于是我们整个夜晚都在一起。当然,我们在诊所里必须小心谨慎,但是我们在那里见面的机会不多。”
“博勒姆小姐是怎么发现这件事的呢?”达格利什问道。
“其实说来也很傻。我们在一家剧院看希腊悲剧《阿努什》,她就坐在我们后面一排的座位上。不管怎么说,谁能想到博勒姆会去看《阿努什》呢?我想她是弄到了一张赠票。那是我们相爱两周年,在看整场戏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手拉着手。我们可能有点微醉,离开剧场的时候依然是手拉着手。诊所里的每一个人,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看见我们。我们当时粗心大意了,肯定迟早会被人发现的。博勒姆看见我们完全是出于偶然。其他人也许只关心他们自己的事情。”
“而博勒姆向巴古雷太太告了一状?这种行为似乎有些多管闲事,而且很残酷。”
“其实不是这样的。博勒姆不会那样看问题。总有些非常难得而且幸运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自己的是非观,而她就是其中之一。她缺乏想象力,所以不可能推己及人,揣测他人的感情。如果她是个妻子,她的丈夫对她不忠,我敢肯定,她会希望别人告诉她。还有什么比蒙在鼓里更糟糕的吗?她有这种力量来品味一下争斗。我认为,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告诉海伦。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一个星期三的下午,海伦来看自己的丈夫,博勒姆小姐把她请到行政主管办公室,将这件事告诉了她。我一直想知道她究竟说了些什么。我想她说我们‘出轨了’。她可能把话说得很难听。”
“她这是在冒险,是不是?”达格利什说,“她没有办法证明,当然也没有证据。”
萨克森小姐笑了。
“你说话确实像个警察。她有充分的证据。即使是博勒姆,看见爱情也是能识别的。再说了,我们没有结婚证就在一起偷情,这就是不忠实的明证。”
这些话是不好听,却听不出任何不满和讽刺。很明显,她在满意地呷着咖啡。达格利什心想,她也许可以这样来谈诊所里某个病号,以超然的态度和温和的职业兴趣,探讨人性的种种奇特表现。但是她认为,她本人并不水性杨花,她的情感并不肤浅。他问她巴古雷太太的反应如何。
“这件事很奇怪,至少在当时看是如此。她处之泰然。回过头来看,我想我们三个人是不是都疯了,竟然生活在想象的世界之中。稍加理性思考就能想到,我们这种关系是无法存在的。海伦可以有一系列的生活态度,不过她决定做一个勇敢而善解人意的妻子。她坚持要离婚。那是好聚好散的分手。我认为,如果人们已经不再相互喜欢,从来没有喜欢过或者根本就不喜欢,那就只能分手。我们将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分手。我们有过很多的讨论。每个人的幸福都要得到保护。海伦将去开一家服装店。她这几年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我们三个人对这件事都很感兴趣,而且一直想找个合适的地点。现在看来真是可怜,我们实际上是在欺骗自己,好像什么都会好起来似的。所以我才说詹姆斯和我都感激伊妮德·博勒姆。诊所的人渐渐地都知道了詹姆斯要离婚的事,而且海伦提到了是因为我。但这些都是坦率、诚恳的反应,没有人对我们说三道四。博勒姆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离婚的事。她不是长舌妇,也不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不知怎的,她在整起事件中的角色,像这些事情一样传开了。我认为海伦有可能告诉了某些人,但是博勒姆小姐和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起过。
“接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海伦开始崩溃。巴古雷让她住在萨里的别墅里,他和我一起在公寓里生活。他经常去看看她。起初他很少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正在发生什么。她病了,当然,我俩也都知道了。她扮演病人的角色和毫无怨言的妻子的角色,根据小说和电影,她的丈夫到目前为止应当回到她的身边。可是巴古雷没有。他没有告诉过我大部分情况,但是我知道那些场景、眼泪、哀求,还有那些自杀的威胁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她一会儿提出要离婚,接着又说永远不给他自由。当然,她做不到。我现在已经明白了,给不给巴古雷自由不是她说了算。把丈夫说成好像关在后院用链子拴着的狗是不道德的。这种情况不断地发生,我越发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有些事的进展很缓慢,需要好几年才会暴露。谈论或者解释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和你的调查没有关系,是吧?九个月前,我开始接受教导,希望能成为天主教徒。这件事发生后,海伦撤回了她的诉状,詹姆斯回到她的身边。我想,他已经不关心自己会怎么样或者到哪里去了。不过您能够看出来了,是不是?他没有恨博勒姆的理由。我才是他的仇家。”
达格利什认为他们之间不会有什么斗争。从她那红润健康的脸、高耸的大鼻子、愉悦的大嘴巴来看,她不是一个适合演悲剧的人物。他在回想,在博勒姆小姐台灯灯光的照射下,巴古雷的相貌是怎样的。想根据他脸上的皱纹或眼神来评估他的痛苦是愚蠢而不适当的。萨克森小姐的头脑也许和她的身体一样坚硬而有弹性,但并不意味着她可以承受更多的压力,所以痛苦就少些。但是他深深地为巴古雷感到惋惜,在即将面临的大审判中,他将被自己的情人抛弃,因为这种个人的幸福是他无法分享,也无法理解的。也许谁也无法完全了解这种背叛有多大的力量。达格利什并没有假装理解萨克森小姐。不难想象,诊所里有些人会怎么大做文章。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些温和的解释。但是他无法相信弗里德里卡·萨克森竟会去寻求宗教的庇护,会不再关心自己的性问题,甚至拒绝面对现实。
他想起了她说的关于伊妮德·博勒姆的事情。
“谁能想到博勒姆会去看《阿努什》呢?我想她是弄到了一张赠票……即使是博勒姆,看见爱情也是能识别的……她可能把话说得很难听。”人们不会因为自己信了宗教就会立即变得仁爱起来。不过她的话语中也没有切实的恶意。她只是表达了自己自然的想法,对于自己的动机也同样表现得不偏不倚。她也许是诊所里最好的人格评判员。突然,达格利什以挑战权威般的语气问道:“你认为是谁杀了她,萨克森小姐?”
“只从个性和犯罪性质考虑,丝毫不考虑地下室的神秘电话,升降梯的吱呀声,还有那些明显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只考虑个性和犯罪性质。”
她的回答毫不犹豫,没有明显的闪烁其词。
“我会说是彼得·内格尔。”
达格利什觉得很失望,认为她实际上知道些什么实在是毫无根据。
“为什么是内格尔?”他问道。
“部分原因是,我认为这是男人犯的罪。戳杀的行为值得注意。我认为一个女人是不会这样杀人的。面对一个昏迷的受害者,我认为一个女人会把她掐死。还有那把凿子,凶手用得这么得心应手,表明凶手是凶器的主人。不然为什么要用它?他完全可以用那个雕塑多次猛击她。”
“太麻烦,声音大,而且没把握。”达格利什说。
“可是只有会用的人才有用那把凿子杀死人的把握,这个人真的‘很有两下子’。比方说,我就很难想象斯坦纳医生会用这种方法去杀人。要他钉钉子他都可能砸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