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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啦，巴尔德马奇案引起激烈的议论，对此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奇怪。要不是这样，那才是奇迹呢——特别就围绕该事件的一系列情况而言。由于当事各方都希望不将此事公之于众——至少在目前不这么做，或至少等我们有了做进一步调查的机会后再说，也由于我们为此一直在做努力，关于此事的歪曲的或夸大的传言便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并成为很多令人不快的误解的根源，自然也招来了许多怀疑。
现在，我有必要把事实——至少是我所理解的事实——公之于众。简而言之，事实如下：
过去三年以来，我的注意力不断被催眠术所吸引，大约九个月前，我突然意识到，迄今为止所做的系列试验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被忽视了，而这样的忽视又无法解释：即从未有人在弥留之际被实施过催眠。首先，在这样的状态下，病人是否能感受到催眠作用；第二，如果有，那么这种感应在这样的状态下是受到了损害还是随之增加；第三，死亡能在多大程度上或在多长的时间内被这样的过程所阻止。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也有待确证，但上述几点是最让我感到好奇的——特别是最后一点，因为它能导致意义十分重大的结果。
我四处寻找能就上述问题做试验的对象，结果想到了我的朋友厄内斯特·巴尔德马先生，他就是《图书馆论坛》一书的著名编者，还是波兰文版《华伦斯坦》和《巨人传》的译著者(所用笔名为伊萨卡·马克斯)。自1839年以来，巴尔德马先生主要是居住在纽约的哈莱姆区，那一副极度瘦弱的身躯特别引人注目(或者说曾经引人注目)——他的下肢与约翰·兰道夫先生的极为相像，雪白的胡须和乌黑的头发形成强烈反差，以致经常有人把那头黑发当成是假发。他性情相当敏感，这使他成为催眠术的理想对象。有两三次，我没太费力就让他睡了过去，但其他时候我对结果十分失望，而那样的结果，我根据他的特殊气质很自然就能预料到的。他的意志从来就没有好好地、或完全地在我控制之下，至于催眠所能达到的洞察力4，在他身上我无法看到任何可靠的迹象。我一向把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失败归咎于他很糟糕的健康状况。在我认识他之前几个月，他的医生就确诊他患了肺结核。而他，则习惯于用平静的口吻谈论自己渐渐到来的最后时刻，好像那是件既无需躲避又无需难受的事情。
当我起了刚才说到的那些念头时，我便很自然地想起了巴尔德马先生。对他的泰然达观我十分熟悉，决不担心他会有任何的顾虑；他在美国没有一个亲戚，所以我也不用担心会有人出来干涉。我向他坦言了这一计划，他似乎陡然起了兴趣，这让我有点吃惊。我说让我有点吃惊，是因为尽管他一直让我随意在他身上做试验，对我所做的事情他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半点的赞同。他的病情使人们可以精确地计算出最终死亡的那一刻时间，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在医生宣布那一刻来临前二十四小时，他会派人告诉我，让我过去。
现在，已经是我收到巴尔德马先生亲笔写给我的下面那张字条的七个月之后了：
我亲爱的P：
你现在就过来吧。D和F都认为我熬不过明天午夜了；我觉得他们计算的时间差不多。
巴尔德马
字条写完半小时后就送到了我手里，十五分钟后我赶到了这位濒死者的房间。我有十天没见他了，这短短十天他的变化让我感到极度惊恐。他一脸铅灰，两眼了无光泽，极度的瘦弱使他面颊周围的皮肤都破裂开来，露出了下面的骨头。他大口大口地吐着痰，脉搏几乎无法感受到。然而，他的神志依然清醒，还保持着一点体力，这让人感到非常惊奇。他说话口齿清楚——不用人帮着自己服用了一些缓解药——我走进房间时，他正在一个笔记本上记着些什么。他背后垫着枕头，靠在床头。D医生和F医生在一边伺候着。
我捏了捏巴尔德马的手，便把两位医生拉到一边，从他们那里打听到了病人的详细情况。左肺叶在过去十八个月内一直处于半骨质化状态，因此对维持生命已经完全没有作用了。右肺叶的上半部也已部分——如果不是完全——骨化，而下半部则成了一堆紧紧挤靠在一起的脓性结核。有几处很大的穿孔，有一处已经附着上了肋骨，无法分离了。右肺叶出现的这些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最近的事情。骨化进展的速度异常的快，那些症状一个月前还根本没有发现，而那处附着是三天前才发现的。除了肺结核，病人还可能患有大动脉瘤，但在目前情况下，肺叶骨化使医生无法对此确诊。两位医生都认为，巴尔德马先生将在明晚(星期天)午夜时分死去。而当时是星期六傍晚七点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