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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黄江北既没回家，也没去市政府大楼，更没去医院。他让司机往前送了一程，就打发他回了车队，自己一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走。后来又到翻车的山沟和葛会元告别人世的那块大石旁坐了大半夜。
现在是需要做一个他一生以来最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了。到中央工作组去承担这次翻车事故的责任，还是借故推脱掉？如果去承担责任，不仅将丢掉代理市长的位置，还可能（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会被以“渎职罪”起诉，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功亏一篑，八千里路云和月，半世功名血和汗，以后怎么做人？借故推脱，也是可以的。自己给葛老师写的那封信已被毁掉，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自己发出过这样的指令。只要自己不承认，没有任何人可以来定自己的罪，最多承担一个“领导责任”。出了这样的事故，也许不大可能很快将自己的代理帽子摘掉，人代会也许会延期，多少个先例可以证明，我还会在“代理市长”的位置上待下去，待事件的风波稍稍平静一点了，最大了不起，调换个工作，但就像小冰曾说过的那样，地市级的待遇是不会少了我的。我还会有小车、秘书、小楼独门独院地住着，才四十二岁的我，照样会有升迁的机会。大多数人会忘掉这次事故，我也会淡忘……在为官史上，这么推卸责任，我不是第一人，怕也不会是最后一人……但这么做……能是“黄江北”吗？面对这样一个“黄江北”，我这个黄江北能做到日安三餐年终四时吗？这样做了，我和姓田的姓曲的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就是将来我还将做那市长、厅长、省长、部长……我还能抬起头来看人、直着腰板儿办事吗？如果我不能抬着头看人、不能直着腰板儿办事，只能做一个昧着良心的官，我何必要这么活一辈子？我曾是清华北大的优秀毕业生啊。做这样的人，能算是个“人”吗？更重要的是，现在姓田的鼓动他那一帮人，到处煽风点火制造舆论，利用群众对重大翻车流血事件的关切，利用我在这事件中的错误，混淆是非，转移上下对他们挪用公款营私谋利罪行的注意，掩盖他们自己在翻车事件中的罪责。这件事我不站出来，组织上固然也可查清真相，但这就会拖延时日，让他们争取到时间，或销毁转移罪证，或串通改变口供，或杀人灭口……逃脱中央的清查、法律的制裁。万一让田这样的人物保存了下来，依然留在副省长的位置上，伺机报复，这后果就不是一个章台、一个黄江北、一个万方、一个梨树沟的灾难了！必须尽快平息由于翻车事件所造成的混乱，尽快让中央来的同志，集中精力处理田的问题。挖出这个蛀虫，方可保一方平安，方可得一方兴旺。
我给自己留下什么？留下足以一辈子受用的教训……黄江北不当市长，但要做真正的“黄江北”！接受过“教训”以后的黄江北，仍要做真正的“黄江北”。我还只有四十二岁嘛！怕什么？
这一夜单昭儿住在夏志远家了。他俩为黄江北担心，也找了他一夜，想跟他商量一下“对策”。第二天大早天还没大亮，单昭儿先起床下楼洗漱，刚走两步，只见在楼梯口歪歪倒倒坐着一个满身是泥水的人，穿一身旧衣服，差一点把她的魂吓飞了。她飞一般又扑回到床边，结巴了半天，才把夏志远叫醒。夏志远出门去看时，那人已经走进房来了，两人定睛一看，却是黄江北。一身的泥水，一脸的憔悴，显然是一夜没睡，在门外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单昭儿忙拿出替换的干净衣服，又赶紧给黄江北冲了杯热牛奶。黄江北捧起热牛奶，先是暖了暖手，而后咕嘟咕嘟地一口气儿喝了个精光。
黄江北是来把自己做的最后决定告诉老同学的。
“志远，我现在只有一件事要求你。万方缺一个人去当家，要有人把前一阶段我们在万方已经开始了的整顿继续下去，这件事比什么都重要。我想来想去，只有求你了，别辞职，把我们在章台已经做开了头的事情，做下去。现在我要走了，你变得更重要了，你必须留下……”
夏志远眼圈红了。
黄江北激动地说：“我知道你和许多人一样不愿让官场的杂事缠住自己，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缺了好官、清官，还是不行啊。求你了……”夏志远紧紧地握住黄江北的手，哽咽起来。
夏志远从得知翻车事件起，就知道黄江北最后一定会去交出自己的。他太了解他了。面对这样的事，让他夏志远怎么表态？同意支持他去“丢官坐牢”，还是劝说他回避自己的错误，下半辈子以一个良心上有缺陷的“残疾人”而告终？这两者他都开不了口啊！可又没有第三种选择。假如现在是夏志远处于这样的尴尬境地，让黄江北来出点子，他一定能想出十种二十种可供选择的路来走，但我不是黄江北，我没有那个能耐啊！你叫我怎么说？单昭儿甚至还为这一点跟老夏吵了一架，嫌他在这么个关键时刻，没有好好地为老同学使劲儿。昭儿啊昭儿，我怎么不着急？你应该相信，如果可以，我都愿意去替黄江北坐牢，但办得到吗？我能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你说。只要你说得出，能让江北免去受罚，而又在良心上不受任何责备，我一定去做！但没有啊……该安排的都安排了，还要做些什么呢？对，还有一件事是必须做的。
黄江北对林书记说：“请您重新估价、重新起用郑彦章，就算我这个非常委的代理市长在职期间提的最后一个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