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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苍天在上》，最近我顶不住也忍不住说了不少话。说实在的，挺不应该。所以，下决心不再说了。最后，把写过说过的归归总，撮其要，再为《苍天在上》罗列一篇后记，就此收住。
有人说，《苍天在上》这样的玩意儿，至多热三个月，以后就会销声匿迹不再有人理会了。我曾写过这么一段话：“作家创造文本，上帝创造亚当、夏娃。他们的原意大都只在‘文本’和‘人’自身。后来发生的许多事，往往都出乎他们意料。”
我本来就没指望它“热”。我只希望它能见读者，能传达出我心里的一种呼喊，传达平民百姓心里的一种呼喊。即便喊出以后，它马上得匿去，我也必定要喊。如果不痛不痒，只供人赏玩，虽然许诺能在被玩之中活个百年千年，我宁可不活这百年千年，也绝不被玩。到今天为止，我一共只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坦白说，这三部风格样式极不相同的小说，我都没奢望过“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保证，如果有人愿意花一点时间读它们，他一定能在这每一部作品里都触摸到一颗极其真诚的滚烫的心。每一部里，都有一种呼喊。我指望它是属于历史的、民族的、未来的，完全属于人民的。有一个曾在新疆兵团待过的老知青，握着我的手，告诉我，当年他们那儿的上海青年是排着队来看他们手中仅有的一本《桑那高地的太阳》（我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的。他说他这一回是来买《苍天在上》这本书的。他说他感谢我为他们喊出了这一声。而后，他就哭了。我当时眼眶也热辣辣地湿润了。我想我还要什么回报呢？我作为一个小小不言的作家，足矣。就为这一点点回报，我将死无反悔地照此写下去。不管什么样的人预言我的作品只能获得多么短暂的“春天”，我都要告诉他，我拥有一个永恒的“春天”。
我在一篇小文章里说过：《苍天在上》的写作初衷并非全在反腐败上。
《苍天在上》写的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是我自己多年来蕴蓄着的某种生存困惑，和要从这种困惑中挣脱出来的强烈愿望。文学家们这些年注重写普通人、小人物，是好事。但写小人物绝不等于局限在小情调、小品位、小恩怨、小是非里（当然，所有这些小，都可以写）。中国的确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善良，但多少又有些窝囊；他们有点小聪明，但一旦遭遇些什么却又往往无奈；他们心里也有追求，但总以委曲求全告终。但我总在想，难道中国只有这样的人了吗？我的感觉告诉我，中国的的确确还活着另一种人，他们活着、努力着、牺牲着、付出着。他们的与众不同，就在于他们是一群有信念的人……他们中的一个，就叫黄江北，我写了他。说心里话，我是为了他，才写的这部《苍天在上》。在四处提倡兼容性的当代，我想我们可能还是得常常地像个独行者似的，背一把破伞在深山沟里踽踽踯躅。这时候，勇气来自别向后看，也别东张西望。把你齐根儿剪了，当野花采来放在桌上独自把玩的人并非肯定善良。
文学是无法拒绝人民的。这是句老话。我相信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