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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华由此做出这样的推理：如果苏一玮是执政者，他卫国华是在野者，他要能抓着苏一玮的把柄把他赶下台，他就可以上台，那他肯定会光明正大全力以赴地去监督他，去挑他执政过程中的毛病。如果这样，他的监督就有了合理性和合法性，别人不会指责他卑鄙，也不会说他动机不良，社会舆论也会支持他去监督苏一玮，民众也会维护他的这种权益。反之，如果他在台上，苏一玮在台下，苏一玮也有这样的权力来监督他，他也得谨小慎微，须得好好执政，检点自己，必须有一种为民众办事的强烈责任感，随时还有危机感，如不然，被对方抓住把柄，他就无法继续坐在执政者的位子上。
当然，卫国华十分明白，这样的设想也只是他随便想想，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的社会制度，更无法超越国度。当他的思想绕了一大圈回来，又落到了苏一玮的事上时，他仿佛为自己寻找到了更多的应该这么去做的理由，心也开阔了许多。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苏一玮能做出那样的事来，难道我就不能为社会还他一个真实的面目吗？群雄逐鹿，鹿死谁手现在尚无定论，真正的赢家是笑到最后的。他突然想起杨明山曾在他面前说过，王文达要请他吃个饭，他以忙为由没有答应。现在，他觉得到时候了，应该见见王文达了。杨明山也好，王文达也罢，无非是他手中的一个棋子，或者就是一个小卒，虽不起眼，也引不起对方的注意，正因为如此，才具有隐蔽性和杀伤力，强敌往往就是败在小卒上的。
王文达早就想通过杨明山请卫国华吃一次饭，一来以答谢为由，增进一下上下级的关系。二来也可以测试一下提拔他的事发展到怎样的层面了。他非常明白，只要卫国华答应他的邀请，就意味着他的事儿彻底敲定了，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可能性有多种，一种情况是，现在还不好说，或者还有些问题。另一种情况是，卫国华实在太忙抽不空儿，或者是他的级别太低，还不够资格邀请卫国华。如果这样倒也罢了，怕就怕关键时刻掉链子。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多得很。过去就有人被组织部考察过了，以为自己真的要当什么局长副局长了，尽人皆知，没想到上了常委会，突然被卡下了，一下被搞得土头灰脸，见了人远远地躲开了。他最担心的就是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他实在丢不起那样的人，也经不起那样的打击。
这天下午，他突然接到了杨明山的电话，说卫国华今晚有空，答应了他的请客。有了这一句话，他便知道他的事情彻底解决了，也知道他的那份特殊礼物被卫国华接受了，这使他感到无比欣慰。那份特殊礼物，就是他弟弟王文忠送给他的那盘录像带。
他弟弟很尽责，事发的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告诉了他。自从他与杨明山定下了幕后的交易后，他就很少上弟弟的家门，有事电话中能说清楚的就在电话中说，电话中说不清楚的就让弟弟到他家来。他怕去弟弟家勤了，让钟晶晶知道她对门的邻居就是他的弟弟，更不希望将来事情败露了让钟晶晶怨恨他，让大家唾弃他。尤其是现在，副局长的任命书还没有拿到手的时候，更要小心从事，谨慎待人。否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前功尽弃。他让弟弟立即送到他的家里来，弟弟就送来了。他马上关紧了门，才对王文忠说：“带来了？”
“带来了。”王文忠说着就将录像带往他面前一推说，“只录了苏一玮进门和出门的两组镜头，别的我就无能为力了。”
“钟晶晶录上了没有？”
“录上了，录得不太清楚，只录了她出门送苏一玮的镜头，不长。”
“好好好，这就不错了。”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光这一盘当然说明不了问题，如果类似的带子多录几盘就能说明问题了。所以，你还得辛苦辛苦，继续盯着点。”
“没问题，这又不需要我24小时盯着，只要设备打开，自动录制就行了。我只是担心你，这么辛辛苦苦地给他杨明山搞证据，到头来他如果骗了你怎么办？”
“你放心，不会的，组织部已经考察完了，现在就等着上常委会。”
送走王文忠，王文达迫不及待地看完了录像，压在心上的石头才落了下来。说实在的，这些天来，别人一口一个“王局长”地叫着，叫得他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听着这盼望已久的称呼心里美滋滋的好不得意，担心的是怕有个什么闪失，人就丢大了。尤其一想到杨明山要的东西还没有完成，心情就灰暗了下来。他真怕到时候拿不出什么证据，无法给杨明山一个交代，更怕杨明山由此作梗，把他给捣鼓掉。
现在，有了这盘录像带，他底气足了许多，他打电话叫来了杨明山，他没有理由不让杨明山看，更没有理由不让杨明山知道。如果再能录上几盘同样的带子，摆放到一起，苏一玮就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楚了。
他猜想卫国华答应他的邀请，一定是因为看过了带子，并且对带子里的内容很感兴趣。不管怎样，他决定订一家上档次的酒店，好好感谢一下这位贵人。他问杨明山：“订哪家饭店好？”杨明山显然也很高兴，就说：“订不夜城吧，我和卫书记去过，那里不错，也比较安静。”
晴雨表
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似乎成了中国官场的一种普遍现象。究其原因，无非有两种心态，一是新官们总想干出一些与前任领导不一样的政绩来，以此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要比上一位领导强，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二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也隐含了某种征服欲和控制欲，就是想通过手中无形的权力，把个人的意志转化为某种社会意志，或者变成一种行为规则，以此来约束和影响他人，实现个人的人生抱负与理想。苏一玮当然也不例外，也想烧他几把火，以此证明他的能力和水平，为下一届人代会选举工作打下深厚的基础。
苏一玮最想烧的一把火就是招商引资。他知道，现在招商引资已经泛滥成灾了，这一名词几乎成了各级各届政府的口头禅，无论是乡里还是县里，市里还是省城，莫不如是。各级各届政府汇报起成绩来总是头头是道，说起招商引资的数额大得惊人，但是实际上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合同签了好多，到头来真正落实的没有多少。西川市也是这样，年年招商，年年引资，雷声大雨点小，真正引来的资金并不多，其原因除了这里的投资环境不好，决定了招商引资的层次不会太高外，更主要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太保守，条条框框限制太多，都想从中榨些油水，致使好多外来企业根没有扎稳就被压垮了，还有哪家企业肯到这里来？也有一些商家虽说也有合作意向，但是，当他们亲临西川一考察，觉得在这样一个投资环境下得到这么一点优惠政策真是划不来，说是回去考虑考虑，回去之后，就杳无音讯了。
苏一玮早就看不惯这种现象，也想改一改，但是，要想改变一把手做出的决策谈何容易？现在，他终于有了平台，想以此证明自己的能力，更想为西川市的经济大发展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苏一玮准备放的第二把火就是要“烧”掉公车，遏制屁股底下的腐败。这几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一些单位领导者不求进取，只求享乐，单位与单位不是比工作，比政绩，而是比谁的屁股底下坐得豪华。每个单位不断添车，不断添司机，再加上公车私用现象越来越严重，尤其到了双休日和节假日，公车就成了私人旅游的交通工具，一些有权控制公车者便远到省城，近到周边的县市去游玩。市政府为遏制这一现象想过不少办法，采取过不少措施，但是效果甚微。苏一玮早就提出过要实行公车改革，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但是，除了副市长刘东阳积极支持外，别的人都不响应，最终因为市长办公会意见不一致没有获得通过。苏一玮知道，意见不一致主要是王天寿不太赞成，一把手的态度往往是一些重大决策的关键，他的明朗与否就像是挂在墙上的晴雨表，直接影响着其他人的态度。当然，他也非常清楚，公车改革势必要触及到一些实权派的切身利益，如果没有大气魄，如果自己有什么把柄被人抓住，你就没有勇气去触及别人的利益。现在，当他有了决定权的时候，他就要付诸行动，以此证明他的见解是正确的。
第三把火，要修建一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或曰安居工程，满足一些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居住问题。城市人现在面临着两大经济负担，一是子女上学，二是住房。好多低收入家庭政府如果不给予适当补贴，仅凭现有的收入恐怕一辈子都难以住上楼房。苏一玮就是想改变这一现状，让困难户有饭吃，也有房住。当然，要想一下改变是不可能的，他只有先启动起来，通过融资的办法，先修建一批，然后逐年修建，分期分批解决住房困难户。
为了实施这一系列目标，苏一玮感到人的因素是相当重要的，就想来一次人事变动，重新配置和调整局级班子，起用自己信得过的有用之才。翻开中国历史，凡是成大事业者，无不求贤若渴，嗜才如命。萧何月夜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说得高一点，是英雄相惜，发现人才，起用人才；说小了，就是为巩固自己的利益集团拉帮结派。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教导我们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干一番事业，手下没有一批得力干将是决然不行的。你要坐轿子，就必须有人给你抬轿子。现在充斥在局级领导岗位上的无能之辈太多了，而一些真正能干事、会干事的人却因为不会曲意逢迎上不来，他就是想大胆地起用这样一批人，为他所用。
苏一玮历来就是这样，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他很快召集了一个有关招商引资的专门会议，在以往的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又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准备亲自挂帅，前赴珠江三角洲招商引资。
当然，像这样的大事他必须要给关天宇汇报的。苏一玮非常清楚，自己现在刚刚当了代市长，凡事一定要找他多汇报，多请示，即使你的工作干得再好，成绩再突出，如果市委书记对你有看法了，代市长前面的那个“代”字怕是很难去掉了。人心都是相通的，只要你尊重他，他也会尊重你的。过去，王天寿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好多事不与市委沟通，擅自做主，到头来，有了成绩是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有了失误你一个人承担。前车之鉴，他不能犯类似的错误，况且，现在自己的翅膀还没有硬，即使硬了，也要注意策略，决不能像王天寿那样太张狂。
他来到了市委。自从他成了市委的副书记兼代市长之后，每次登上市委大楼高高的台阶时，心里就充满了自豪感，仿佛有了一种当家做主的感觉，头就比过去仰得更高了，腰板也挺得越直了。一些来这里办事的官员们看到他，远远地跑来向他打招呼。他从他们那一张张卑微的笑容里，从他们那略微前倾的或瘦或胖的形体上，看到了他们的谦逊，也看到了权力的等级。
苏一玮自从暂时负责政府工作到当上代市长，由于工作的关系，他到关天宇的办公室来得比过去勤了，也没有过去那么拘谨了。而关于宇也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只纹丝不动地坐在大台板桌后面，居高临下地看着对面沙发上的苏一玮，或听取他的汇报，或者向他做指示。现在却不同了，他招呼苏一玮坐下之后，也很随和地坐在了苏一玮旁边的沙发上，由过去的高高在上变成了促膝而谈。这一细微的变化自然使苏一玮感到非常温暖和亲切。苏一玮把招商引资的打算一一向关天宇做了汇报，末了说：“不知道这样做行不行？还望书记指示。”
关天宇听完汇报说：“我这个人一贯不赞成走形式图花样，搞什么所谓的政绩，只要能扎扎实实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比什么都强。我们招商引资搞了多年，年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扯旗放炮的搞了不少花样，并没有引来多少资金。你有新的想法很好，我支持。但是，有一条，你必须要做好充分准备，有的放矢，不打无准备之仗，绝不能再放空炮，更不能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号，搞成吃吃喝喝拉关系串门子的庸俗交易。如果你能保证做到这一点我积极支持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也不必勉强。”
苏一玮听完，心里吃了一惊。过去只知关天宇刚正不阿，说话比较直接，不喜欢拐弯抹角，今日一谈，果然如此。虽说他的话不多，却也击中了事情的要害，好在他早就有了思想准备，且已成竹在胸。苏一玮之所以选择了珠江三角洲的海滨市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是因为海滨市的市长刘信明是他老同学。3年前他们曾在中央党校一起学习过，两个人的思想观念很相似，在许多问题上颇有共识，关系处得相对好些。刘信明多次邀请他去海滨市，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谢绝了。这次，他主动提出来要去推荐产品，招商引资，老同学自然满心喜欢，答应说欢迎他们随时光临海滨，并向他提供了另一个信息，就是海滨那边劳动力极缺，如果西川劳动力过剩，可以给他们那输入一些。这一点也正是苏一玮期望的，如果能消化一批过剩劳动力，无疑也是一件好事。有了这样的前提，苏一玮的底气当然足了很多，就把他与海滨市市长的关系，以及对方答应接受劳动力的事向关天宇说了一遍。
关天宇这才高兴地说：“好！这就好！输送劳动力也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一种方法，没想到一玮早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你就放心去干，只要是有利于西川市的经济发展，有利于老百姓利益的事，我就积极支持你。”
苏一玮听了自是满心喜欢，就说：“谢谢关书记的支持，以后还望书记多多指教。”
关天宇就笑了说：“哪里那么多指教？以后多协商，多沟通，尽量避免失误就是了。对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苏一玮说：“如果再没有别的事，我们准备月底出发。”
关天宇哦了一声说：“还来得及，来得及。在你走之前，我们定个时间，开一次常务会，还有一批干部需要调整，压了好长时间，搞得人心惶惶的，早一点讨论决定了也好安定人心。你看你还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可以一并提到会议上来。”
苏一玮听了当然高兴，从关书记对他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西川的权力重心已经开始向他倾斜。对于人事安排，他早就有了自己的计划与打算，他最初的想法是让赵守礼来顶替李家昌当政府秘书长，然后把李家昌调到政协去当副主席，或者给他一个政府副地级调研员的位子。但没有想到的是，自从他全面负责政府工作后，李家昌对他的工作特别支持，也暗中帮了他不少忙。人心都是肉长的，既然他对我有义，我也不能对他无情。况且，不管是谁，只要是人才，只要能为我所用，就没有必要排斥他，更没有必要把他推向对立面。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不动李家昌，怎么安排赵守礼？虽说赵守礼从没有向他提说过要当秘书长之事，但是，他的心里非常清楚，赵守礼没提并不是说不想，他鞍前马后地跟了自己这么多年，还不是为了有个好前途？他不提，是不好提。你不为他想，那是你的问题。他知道，现在条件还不成熟，不是他真正大动干部的时候，要是需要调整，也只是微调，只能等自己的位子坐稳了，才好按自己的意愿用自己想用的人，否则，只能适得其反。想到这里，便试探性地说：“人事上，还是以书记的意见为主。我这里也没有特别需要调整的，只是觉得气象局章士元同志的工作不够得力，比如这次沙尘暴的预测工作做得很不及时，如果预测准确，通知及时，预防措施得力，起码也会减少一些损失。书记是不是可以考虑做个调整？”
关天宇说：“调整可以，但是，章士元怎么安排，谁来接替他的工作，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苏一玮当然想过，而且想得更为深远。他想，正好借此机会，再试探一下关天宇的想法如何，就说：“章士元就地安排为调研员，把建委主任白金本调过去担任气象局局长，让建委副主任李建设接替白金本。”
关天宇“哦”了一声，才说：“这次调整的干部组织部门早已考察过了，如果再需要大调整，怕是时间上来不及了。一玮，你看这样好不好，你的意见可以考虑，但是，这次不行了，要调也只能等到下次再研究了。”
苏一玮觉得关天宇说的也在情理之中，虽心里不悦，但表面上还是装出十分诚恳的样子说：“好好好，就按书记说的，把他们放到下一次再考虑也不迟。”
告辞出来，苏一玮不觉为刚才的话后悔，是不是自己有点太心急了，让关天宇认为自己在排斥异己，拉帮结派？事实上，他与章士元并无什么恩怨，他纯粹是看不上这个人的工作态度；他与白金本过去不怎么着，现在突然提出拿下他，再换上李建设，会让关天宇想到别处。转念一想，觉得也没有什么，谁上了台不是这样？用自己信得过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对的。既然他答应了下一步调整时再考虑，那说明他也不怎么反对。
一天不知不觉地就过去了，到了快下班时，他接到了赵守礼的电话，才想起晚上的饭局来，就爽快答应了，说下了班直接过去。
苏一玮被正式任命为代市长后，各部局的头头以请示工作为由，纷纷前来向他庆祝，有的竟然三番五次请他吃饭。他知道吃饭不是目的，只是一个手段，就是想与他拉近关系。他也需要与各个单位的一把手搞好关系，这些人都是下属，具体工作还得需要他们干，将来能不能顺利当上市长还得靠他们投票，他自然不能忽视每一个人的感情，虽然知道大吃大喝影响不好，但是，如果一概不去参加也不好，一是让人觉得与你有隔膜，二是你也失去了一次上下级沟通的机会。有时候饭局中的沟通远远胜于办公室的沟通，好多工作中的矛盾或者疙瘩往往在办公室里解决不了，却能在酒桌中的言笑中得以化解，许多上下级的友情也正是在交杯换盏中建立起来的。正因为苏一玮对此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能参加的还是尽量去参加，甚至于为了照顾他人的感情，有意推迟了与他最亲近的人的联络。
苏一玮赶到上次聚会的华都宾馆后，赵守礼、蔡国才，还有方进财和叶瑶都到齐了。苏一玮看到叶瑶，比看到谁都高兴，见他们都起身迎接他，就打趣地说：“让你们久等了，不好意思。坐坐坐，谁坐谁的位子，都坐下。”
赵守礼便打趣地说：“想给首长庆贺一下，没想到盼了多少天，才盼来了这个机会。首长不坐，我们哪敢坐？”
苏一玮就笑了说：“我没来之前，你赵大主任不是坐得好好的么？”
说笑间，大家都落了座，苏一玮又说：“最近应酬比较多，不去不行，去了也没有多少乐趣，还是我们这几个人好，到一起轻松自在。”
叶瑶就接了话说：“市长就是会说话，要真的与我们轻松自在，怕早就来了，也用不着让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盼了你多日才把你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