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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私语》中记录了这段时光：
到了一九三七年，张爱玲从圣玛丽亚女校毕业，因为关心张爱玲的学业，母亲黄逸梵再度回国。
“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我把事情弄得很糟，用演说的方式向他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他发脾气，说我受了人家的挑唆。我后母当场骂了出来，说：‘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当家庭不能再挡风遮雨，所有外界的触碰便能轻而易举衍生出伤害。张爱玲愈发敏感、沉默，她不爱交朋友，不爱参与聚会、活动。总之只要人多的地方总是让她生厌，或是惧怕。她将冷漠视为保护自己的利剑，让孤独成为最衷心的“玩伴”。
那时的后母只是刻薄，真正将这场矛盾愈演激化的是在那年夏天。淞沪会战爆发，因张家紧临苏州河，轰鸣的炮声让张爱玲难以入眠，她便在父亲的允许下搬去母亲家中住了两周。
某次放假，回到家中的张爱玲着实被吓了一跳，曾经温顺可爱的弟弟不见了。如今的张子静几度逃学、甚是忤逆，终日游手好闲，没了一丝曾经的雄图壮志。张爱玲伤心又气愤，她知道是什么将弟弟堕入此般境况，但她连自己都无从保护，又能拿什么去据理抗争？
这次后母终于可以借题发挥了，天知道她已克制了多久，又有多少次想要将张爱玲欺辱打骂，却因找不到恰当的缘由只得讪讪作罢。在张爱玲回家那天，后母咄咄质问，“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之后一个巴掌落在了张爱玲的脸上。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却被两个闻声赶来女佣拉了下来。
由于长期吸食鸦片，被荼毒了心智的后母，变得神经兮兮，她冷血阴鸷，并且手握张家的经济大权。张爱玲的衣服，永远是她穿剩的几件；甚至学校要求交的每项费用，无论多少，张爱玲都需要小心翼翼，摇尾乞怜般请求，才能勉强获得。自从那时起，张爱玲便极少回家，而是在学校里吃住，就算迫不得已回到家中，也只是与后母客气敷衍几句。她是幸运的，因为有处可逃，可弟弟张子静却无法如此。
再之后这后母的举动便更加荒唐。
“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楼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
“我后母一路尖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子，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我父亲蹬着拖鞋，啪嗒啪嗒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
可张爱玲却并不喜欢这里。她曾在此出生，十余年后，再度归来，心中无有怀念，却只剩灰霾。《私语》中曾有这样的描述：
张爱玲此时早已感受不到疼痛，极致的心灰意冷让她失去了最原始的感知。她没再做任何抵抗，也没有辩解，只是转头走回了房间。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脸被打得血红，高高肿起，早就失了原来的模样。
后母才刚刚进门，便提出了一个过分破线的要求，她嫌洋房不够气派，只有豪宅才衬得上她的身份。于是就这样，一家人搬进了李菊耦在世时所住的别墅。这座仿欧建筑也的确奢华庞大，总共有二十余间卧房，内外装潢都不盛气派。
她委屈、愤怒，她想将这一切报到巡捕房去。让父亲和后母都得到应有的惩罚，也为他们的愚蠢付出代价。可刚走到门口，张爱玲就被看门的巡警拦下，只冷声地告诉她，门已上锁，钥匙在张父那。她哪肯就此作罢，于是便在门口一直撒泼哭闹。可无论她怎样挣扎，终究无济于事。此时，张家的一切都是那般冷血、凶恶、霸道得不容反抗，卑劣得无从拒绝。
同张爱玲看过的所有关于凶恶后母的小说一样，孙用蕃也没能成为温柔的特例。她的出现，让张爱玲自此的时光再也难得平静。她尖酸刻薄、张扬跋扈、用自己的不可一世掌控着一个家庭，也摧毁了两颗还未懂得反抗便暗自消亡的青涩灵魂。
回到屋内，把一切都看在眼底的张父，又再次被激怒。一只花瓶径直就朝张爱玲飞来，她倾身躲过，刹那间，只见那飞了一房的碎片。后来她也不清楚自己是怎样走回的房间，只觉得脚步沉重，呼吸沉重，心情也是沉重。那天她把自己关在一间空房里哭了一夜，却仍是哭不去那满腔委屈。
新的张太太名叫孙用蕃，她同样出身名门。孙用蕃的父亲孙宝琦曾出任法国大使，同时还兼任西班牙大使。在北洋政府时期，还曾先后担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孙用蕃也十分精明能干，她善于交际且处理事物井井有条。但为张家所不知的是：这位孙家小姐，同张廷重一样，早已吸食鸦片成瘾。
第二天，姑姑张茂渊前来说情，可不等她开口，就被张廷重劈头打了下去，她受伤进了医院。张父的无名之火在后母的煽动下愈烧愈烈。后来他竟扬言，要用手枪将张爱玲打死。好在他还尚有几分理智，只是将张爱玲监禁在了一间空房里。
不似梦想里的炽烈，那时的张家更多的还是平静，堪称乏味的平静，平静到让人无法安享，无法适从甚至无法立足。终于，父亲张廷重决定将其打破，只因他已寂寞了太久。当姑姑张茂渊将父亲即将再婚的消息告诉张爱玲时，她伏在阳台上，留下了久违的眼泪，这一天还是来了。
这一关就是数个星期，也让张爱玲渐渐接近崩溃。在她眼里，那月光下的粉墙都是活物是癫狂的、片面的。那倾泻在楼板上的柔软月光，不是温柔明快，而是遍藏杀机。她双手紧握栏杆，她想嘶吼，想破发，想将所有桎梏挣脱，让所有囚牢崩坏。
也许是疑问了太久，好奇了太久，也憧憬了太久。于是，同母亲一样，张爱玲也勾勒了一场属于自己的远方的异国梦。她有着海阔天空的计划，她要去英国读书；还要学习卡通绘画；要将自己的画风介绍到美国，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她要最别致的衣服，也要尝试浓妆艳抹；她要环游世界，在上海也要有属于她的房子；她要永远的利落干脆，她也要尽情耀眼过活。
就在谋划着出路之时，张爱玲突然生了严重的痢疾，她每天在床上疼得翻来覆去，没人为她请医生，也没人敢将她惦记。这场大病一生便是半年，再望向窗外已是深秋，本就心忧，放眼又尽是苍凉，张爱玲想到了死亡。自说着埋在这所园子里也是不错的归宿，风景总是无辜，有它们相伴长眠或许也就不会寂寥。她就这样想着……想着……继而冷笑着自己也能将死生看淡，不明境况者或许还会赞她豁达，殊不知她曾有过怎样的挣扎。
到了一九三四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进入了圣玛利亚女校就读。那时她开始成长，也开始知晓更多。张爱玲时常因为想念，便在脑海勾勒出远方母亲的模样。她也会轻声问起那大洋彼岸究竟有什么值得母亲如此痴迷爱恋，那远方的风景将会是怎样的不同，或是怎样的温柔，或是怎样的惊心动魄？不过每每那时，回答她的只有落寞，还有那抖不落的寂寞。
上苍自然不会如此决绝，她还没肆意盛放，定不会就此凋零。终于，在某个隆冬的夜晚，趁着两个巡警换班之时，张爱玲扶墙悄声摸出了门去。当真正走在人行道上时，她竟又乱了步伐，张爱玲努力尝试着不慌不忙的前行，让每一步都踏出声响与铿锵，原来一切可以这般真实，声声脚步便是与大地的深深亲吻。此刻的冷风也是亲近，虽然刺痛了她的每个毛孔，却也胜似一寸寸真切的抚慰。张爱玲上了不远处的一个黄包车，她要黄包车载着她永远逃离……
但张爱玲始终是善良的，她也会强装无事以保护那座脆弱的“洋房”。她也害怕那些支离破碎的残忍，害怕那些突如其来的伤害。她知道父亲是寂寞的，甚至寂寞甚她，于是父亲的书房里便总是会有她的身影，父女二人一起谈杂事、论诗画。鸦片生出丝丝云雾，雾中似乎也曾有过阳光柔软。
一路欣喜、一路胆战心惊，张爱玲逃到了母亲家，而她在张家留下的一切，都被后母拿去送了人，这一场无烟之战，无论赢得漂亮或卑鄙她都大获全胜。接下来，她的对手便是另一个更好对付的张子静。终究没挨过多少时日，张爱玲的弟弟也逃到了母亲家，陪同逃难的还有一双篮球鞋。
没有母亲的家空落、冷清，张爱玲再寻不到一丝从前的祥和温存。于是，那般强烈的对立也将她的世界分割两立。一面曾有光明，一面彻骨阴暗；一面纯善，一面至恶；一面是神灵的显贵，一面是邪魔的凶恶。所以张家于她，曾为前者，此时或以后将永远归于后者。
黄逸梵只说她的经济能力仅能负担起一个人的教养费，无从再将他收留。母亲说的决绝又狠心。弟弟哭了，张爱玲也跟着哭了。后来他还是走了，带着来时的那双球鞋，还有一身的失望，与归后的无数吵嚷。也从那刻起，在张爱玲心里，“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人都说生命是条长河，那些终能流归赴海的，才是最成功的执着。但蝴蝶终究飞不过沧海，就像溪水穿不透雄山。那些渐趋干涸的存在，无非是不曾被幸运眷顾过的落败。没人可以责怪，就更无人忍心责难。那些生命里的伤害，也会酿成后半世的悲哀。
要历经多少哀伤，才会换得半晌宁静；要踏过多少险峰，才能一览眼底壮阔；要穿越多少泥泞，才能终得一片祥和。谁不曾期望毕生坦途，谁会不爱柳绿花红；谁不曾体味人心易冷，谁又在独赏暮色苍茫；谁不曾几度孤标傲世，谁又终落得冷月残妆。多少往事和着哀伤，多少流年被泪水埋藏，世间至明，无非桃李不言、润物无声。
当生活只是为了求生与苟活，那将会是怎样身不由己的悲哀，又该怎样心酸过活？当梦想只是黄粱一梦和臆断妄想，那所谓远方与彼时境况，又有哪个所处所依才能叫做临时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