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夜里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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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米拉并不知道这些，如果她当时读了完整章节，这些内容一定会将她对社会学的疑虑重新带上水面。事实上，她还在纠结于社会到底是不是一个幻觉。如果社会只是一个幻觉，那么试图将社会变得更加美好这一期望本身就是虚妄，但米拉在看到那些流浪汉被塞进货车的那一瞬间就知道了，她真心希望能让这一切变得更好。

社会学能够研究的唯一主题就是人们如何实践他们自己的日常的“社会学”，也就是人们为了使得一切运转，为做好各类事情创造意义的各种努力。所以，在“弗兰肯斯坦”中就提出了这种问题：那么，大学教授给你的这种社会学又有什么区别呢？难道不是同一回事吗：只是“谈”更多的“话”？如此一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社会学家的圈子不断缩小，而且周而复始地研究自己的谈话，却只有越来越少的人愿意花时间了解他们到底研究出了什么。

米拉的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张照片，那大概是她很早以前看到的：一个女性抗议者把一朵鲜花插在士兵的枪管里。抗议者被人群挤到了士兵队伍旁，士兵的枪已经瞄准了这个女人的喉咙。米拉认为，女人通过这个手势，正试图向世界说明，我们能够意识到的由这名士兵的在场所暗示的现实（抗议者是国家的敌人？）的定义是多么荒诞不经。鲜花则是另一种现实的象征，但在这幅画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士兵那张冷酷的脸。他死死地盯着女人额头中间的某一个点，而不是她的眼睛，在他的眼中你不能捕捉到丝毫关于他所理解的现实分崩离析的信号。他就是一个士兵，为了保家卫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加芬克尔认为，没有必要将这种交流一般化。生产对话的在地情境总是独特的，意义总是别具争议的。但人们总是会假装意义不会被想当然的规则确定。对于这些实践，人们既可以形容得十分模糊，也可以非常具体，且通常与一个特定的例子相关。似乎我们对于每天都在进行的“社会学的实践推理”并无固定的准则，结果我们会发现自己很难讲出什么既普遍又有趣的推理方法。这些规则都与加芬克尔所谓的“在地生产”（local production）息息相关。

随后，米拉又想到了一些电视节目，在这些节目里，一些类似的场面被当成娱乐节目。在某个节目中，人们将自己伪装成蔬菜，将自己摆到市场上的某个摊位里。这一举动毫无疑问没有什么政治或者社会目的，只是为了制造某种惹人发笑的荒诞感，尤其是当人们在一排排水果和蔬菜之间发现了人的头和四肢。不管这听起来有多傻，这与女人往士兵的枪管里插鲜花的照片阐述的道理相同：它昭示了人们为了保持他们对现实的定义愿意付出多少努力。

“弗兰肯斯坦”中的这一章讲到，加芬克尔认为社会学家应该去研究人们为创造名为“社会”的幻觉所做的工作，即人们创造社会秩序的表象的方法。社会学家绝不应该将人们对自身行动和思想的言论当作资源，在这些资源中建立解释，从而告诉人们关于社会的结论。当所有社会学家发现研究人们谈论的只是“对话”本身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对话内容时，都会意识到这一点。正是交谈赋予了我们秩序感，且这应当是社会学取材的唯一途径。

米拉本需要阅读“弗兰肯斯坦”中剩下的章节，才会知道加芬克尔曾经让他的学生进行一种破坏实验，该实验验证了同样的过程。他想让他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为了维护那种表面的正常而保持合谋，那么任何事物（或者任何我们能够理解的事物）都将不复存在了。加芬克尔让他的学生抽一个时间随便选一个地方，让自己不再参与到创造正常的任务之中去，然后观察此举使得周围的每个人变得多恼火。

米拉想到这里，又听司机闲扯了几句有关峰会和那些大人物的无关痛痒的话，她决定加入让世界看起来正常的普遍共谋之中。不知道为什么，当他们遇到防暴警察时，这种质疑正常状态的门槛倏地降低了，但米拉认为，在大多数时间里，她和所有习惯了伪装的人一样快乐。每当你邂逅什么人的时候，这种事情都在发生：你们彼此合谋，营造出一种具有可靠的共享知识库存的假象。此刻，米拉只感觉到一阵晕眩。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社会，只不过人们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让彼此相信社会是真实存在的？

对于加芬克尔和学生来说，这个实验就这样收尾了，但米拉想知道，如果利用这种抵抗行为，让人们从某种自满情绪中挣脱出来，能否让社会变得更好。米拉决定将这一思维实验付诸实践。毕竟，她从上车以来就一直为了那个认错人的出租车司机保持着一种正常状态。好吧，是时候让他发觉事情不太正常了。“咱们这个城市里之前有开过峰会吗？”

“常人方法论”这一章也提到了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他告诉我们，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不像舒茨想象的那么可靠。事实上，不管我们去不去主动思考，都不存在任何时候都完全合理的事物。使社会成为可能的，与其说是我们的共识，不如说是我们不愿质疑事物的常态。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不必猜测别人在想什么，甚至不必理解彼此。事实上，我们总是假设所有事情都是正常的，我们一贯坚持的那种普通的、平凡的理解事物发生的方式会如常运作。

“是的，开过很多次。”

清除路上的闲杂人等，铺天盖地的警力戒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正常的，这是为了保护来访的重要人物免受游行示威者和恐怖分子的影响必须做好的预防措施。有那么一瞬间，米拉从容地接受了这一切，安心地进入了“类型化”的程序，甚至感觉自己最开始对防暴警察过于大惊小怪。但过了一会儿，经过一番努力，她成功地运用智力活动达到了“打脸”的警醒效果。像那样把人塞进货车里有什么正常的—他们会对那些人做什么？我们又为什么要把数以百计的警察在街上这件事当作正常的？如果你不去思考，一切看起来还算正常；但这就是症结所在，米拉想。这些事不仅仅藏匿于黑夜中。如果人们愿意去了解，他们明天就会了解到防暴警察所做的一切（不过，不会有人知道那些流浪汉是怎么被转移的），但他们不会去想这些，所以事情就显得很正常。

“之前有人游行吗？”

“明天好像有个能源峰会要在这里开，叫什么‘水资源会议’。反正会来一堆大人物，提前戒严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