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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完淳没有普通意义上的童年,甚至也没有少年。家庭要求他早熟,文化促使他早熟,时代逼迫他早熟。中国传统文化是促人早熟的文化,孩子有貌似大人言行,是受到鼓励的。其利其弊,殊堪研究。夏完淳不是貌似大人,他实际就是一个满腔老臣情怀的少年。体制、文化要求于士子的忠孝节义,迅速融化入他的血液骨髓,化为他生命深处自觉的追求。
完淳因谢尧文通海案而被捕。清兵攻破南京后,抗清势力大都转移到东南,依托湖海进行抵抗。南明鲁王遥封夏完淳为中书舍人。谢尧文携带夏完淳等人上书鲁王的表疏,赴舟山一带联络,为清逻卒俘获,疏中所列夏完淳等二十三人被一一逮捕。
夏完淳受到了那个时代最为杰出的教育。他有一个堪称人杰的父亲。夏允彝(1596——1645),崇祯十年进士,与陈子龙同为晚明“几社”创始人,道德文章,秀出士林。夏允彝对独子完淳期望甚高,经常将其带在身边,中进士后赴福建长乐任知县五年,完淳从八岁至十三岁一直随从。完淳喜欢阅读邸报(朝廷下发的公文报)的习惯,就是此期间养成。夏家有条件为完淳选择最优秀老师,其中对完淳影响最大的是陈子龙、吴易、张溥。处明末乱局,这些人和夏允彝一样,皆为众望所归人物。夏家与嘉善望族钱家,在完淳很小时就结为姻亲,完淳岳父钱栴以潇洒豪迈善结士闻名。处此环境,完淳超人天赋得到了充分发挥。甲申(1644)前十岁左右所作《燕问》《周公论》等策论,侃侃而谈,纵论天下古今,其精神面貌俨然已是一个欲担荷重任的忠贞老臣。《大学》中要求于士子的“修齐治平”梯次修养任务,完淳似乎极早就完成了。
已为清廷效命六年的洪承畴亲自审问此案。洪承畴显然低估了这个少年的精神力量。他对完淳说:你如此年幼,不懂什么事,只要归顺大清,不但可以活命,还有官职,有功名。
夏完淳在精神在人格上觉醒成熟之早,令人惊讶。
完淳将洪承畴狠狠地奚落羞辱了一顿。这是一段有名历史佳话,不再赘述。
神童历代皆有,幼有神童之名而终成大器者,却很罕见。神童往往是昙花一现。王安石名作《伤仲永》就是感慨一个神童的沦没。那个叫方仲永的孩子,五岁时指物作诗立就,其父经常领着他四处炫耀。待二十岁时,变成了和他父亲一样的农夫。王安石将这种变化,归结为方仲永没有得到及时的教育。王安石只说对了一半。方仲永没有得到及时教育是外在现象。他没有养成对知识文化的自觉追求,更没有人格精神的觉醒,没有内在动力,天才之苗停止生长是不奇怪的。
就像岳飞对面是秦桧一样,完淳对面是洪承畴。
夏完淳无疑天赋极高,五岁时就以神童闻名。当地已七十八岁名儒陈继儒(1558——1639)面试完淳,连叹“不可思议”,作《童子赞》:“包身胆,过眼眉。谈精义,五岁儿。老讲师,是童儿……”陈继儒这样注释:“(五岁完淳)讲上下论语,宿儒弗及。”陈继儒如此迷恋这个神童,为之倾倒,他在给完淳父亲夏允彝的信中说:“儒七十八矣,不意见圣童、神童,昔得之于书,今日得遇之积善之家……”不仅陈继儒,师长辈的陈子龙、钱谦益、侯岐曾等都有诗文赞及神童完淳,并寄予厚望。陈继儒在完淳六岁时又赋一短文《题端哥六岁能文》(端哥系完淳乳名),可知完淳六岁即能赋诗作文。《夏完淳集》收录诗文最早的即其八九岁时作品,虽大都系模拟之作,而文采可观。
洪承畴(1593——1663),二十四岁中进士,降清之前,无疑是大明帝国顶梁柱,支撑捍卫着帝国西北和东北边疆。1642年,洪已五十岁,为大明冲锋陷阵几十年,投降也是难的。刚被俘时一度绝食求死,尔后,求生欲望逐渐增强,两个月后,在皇太极面前跪地称罪臣。洪是明降清最高级将领。洪承畴一生分为对比鲜明的阴阳两半。易代之际,明朝降清而复叛清的人物不少,而洪承畴降清后,不管清廷对其态度如何,他对清廷始终忠心耿耿。洪承畴对清廷彻底粉碎南明政权重新整合天下,立下了绝大功劳。没有他的投降,明清之际的历史肯定是另一种面貌。
二
夏完淳十七岁就已参透生死关,洪承畴五十岁上因贪生怕死而投降。1663年(康熙二年),为清廷效命二十余年的洪承畴寿终正寝。直到第三年,清廷才拖拖拉拉给他立一碑,碑文满汉合璧,颇可玩味,录其少许如下:
这是一个解构主义盛行的时代,夏完淳式的崇高或许并不难被解构。假设夏完淳生存于清末,他会不会为保住辫子而勇于“牺牲”呢?可能会的。明朝需要忠,清朝似乎更需要忠。解构固然能提供新视野,但如果夏完淳一经解构,便只余一片废墟,那么你只好下此结论:历史无法保存任何崇高的东西。
……尔洪承畴,才能敏练,器宇渊宏。我朝平定锦州、松山等处,破明兵十三万时获尔。蒙太宗皇帝宽恩抚育。迨克取京城,大兵南下,尔图报豢养之恩,督理绿旗官兵,协同大兵歼逆,首擒伪王,发获奸细,招徕叛党,除暴安民,所在著绩……
《别云间》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诵读者正好是十六七岁少男少女。今天的少年,对这位三百七十年前伟大少年能理解多少?
对这个功臣与奴才,清廷所下评语颇费踌躇。承认你有才能有功绩,却又辅之以居高临下呵犬呼奴口吻。——对洪承畴在人格上取完全瞧不起的态度。看来,臣民的道德困境,并非就不是统治者的道德困境。为洪承畴树碑立传是难的。乾隆年间修《明史》,洪承畴只能入《贰臣传》,活着时挺不起脊梁,身后也只能是一副阴阳脸。这一最具皇权特色的道德评判模式,骨子里当然是追求臣民的“愚忠”。
夏完淳知此行必蹈死地。首联高度概括了自1644年国变这三年来,湖海漂泊矢志抗清直至被俘的生存境况。中间两联剖示心际,有问天问地问山河的浩茫心事,有对人生对故土的留恋。尾联是面对死亡的誓词:我死后,不屈灵魂定要继续高举大旗。整首诗气概豪迈,浑厚。古往今来,谁在十七岁时面对死亡能有这种胸襟?谁在十七岁时能如此清楚明白自己的死亡?
易代是皇权时代一再上演的惨烈大剧,是时间与人生的一场彻底断裂。而明清易代不同于其他易代。臣民从上一个朝代的黑暗里,被强行纳入另一种更加沉重的黑暗。有当代学者认为,洪承畴是清开国重臣,是历史上具文韬武略的杰出人物。这是拿洪承畴有历史贡献说事了。所谓历史贡献是一张最可疑标签。促成文化落后族群对先进民族的残酷统治,靠使父母之邦血流成河来建立功勋,求取富贵,苟活性命,可真需要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