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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想，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民族，地面的差异、人口的差异都在十倍以上，而文化的差异却是差了几千年。当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日本地面还是穴居野处的生蕃，便是他所谓天孙民族的这个阶级，还不知是在何处。然而中国文化输入日本以后，不过经过一千几百年，他便造成了日本民族的统一。如果把一个日本三岛当成一个世界来看，就是他已经造成了一个大同的文化，而旁边的中国民族一天比一天堕落。最初赐文化给日本的朝鲜，更是堕落得不成样子。如果不衰，谁敢去问他鼎的轻重。中国民族如不衰败，日本何敢起侵略中国的野心。蒙古灭宋，这是剌激丰臣秀吉的最大事实。满洲灭明，英法侵略中国，两次订盟城下，是引起西乡隆盛等的野心的最大事实。自此而后，日本的内政一天好似一天，进取的能力一天增加似一天，帝国主义的雄图油然兴起，而历史上的传统政策便确实进行起来了。
世界一切民族的生活到得有了交通，有了生产的交换，于是一切关系便都是相互的了。甲国的文化输入乙国，成为乙国新文化的资料，到了乙国新文化成了之后，又再输入于甲国，变成甲国改造的标本。如是互相影响，互相感化，互相逼迫，造成大同的基础。所以有了“国同轨”，必是会“书同文”。到了“书同文”的时代，一定会“行同伦”的。但是这一个人类文化大同的运动，在国家生活的当中，常常是用武力为推进的动力。我们看世界文化的交通，不晓得藏着多少悲惨的战斗历史。这盲目的战斗，如果是文明的民族战胜了，文化的推行自然特别顺当而且迅速，然而历史上的事实不是如此。山蛮海寇侵夺文明民族的生活本据，残破文明民族的工作成绩，使文化的进展一退几百千年，这样的事实历史上不知多少。所以文明民族如果忘记了“奋斗”，忘记了“武力是文化推进的原动力”，这就是“文明的堕落”。“自然”所要的，只是人类的努力，人类的生存。“自然”是大公无私的，他不单是不私于野蛮，他也不私于文明。他只要惩罚堕落，惩罚文明的浪费者，惩罚懒惰而不努力求生存的人。为生存而奋斗的，自然给他生存；为文化而奋斗的，自然给他推广文化。除此而外，自然不给他什么，也不听从他什么。
在日本维新之前，俄国的势力从北方压迫到日本来，这个时候，日本志士当中已经生出一种防北的主张。开发北海道的政策就是由此而起，这防北的政策就是北进的基础。北进的道路，不用说是跟着神功皇后、丰臣秀吉以来的传统政策来的。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征服高丽、侵略满洲。在明治元、二年，已经有几个很狂妄的武士主张日俄联盟瓜分中国。后来中国的国力一天衰似一天，满清统治能力的薄弱已经被日本看透了。中法战争的时候，中国连战连胜，依然北京政府要忙着割地赔款，这样的情形，哪里不引起日本的轻视呢！不止此也，此时俄国势力的南下一天紧似一天，如果日本不努力北进，他也怕唇亡齿寒。占了满洲的俄国一定向高丽进取，以那样腐败的朝鲜王室和两班哪里当得起俄国的一蹴，所以他们的北进也可以叫做实逼处此。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的大战，他们也是拼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来的。究竟中国和俄国都是世界的大国，以小抗大，而且是抗十倍之大，难道日本人真是疯子，一点不会作退一步的想吗？前进是生路，后退是绝路，他们也是算清楚了的。
但是我们始终要看见，民族生存的对象是世界，民族主义发生的时候同时就是世界观念明确的时候。在从前没有中山先生这样崇高而伟大的三民主义发生的原故，一则是别的民族没有中国这样久远而伟大的历史，所以在美洲独立的时代，有这样的观念而没有这样制度的主张，在欧洲诸国有反帝国主义的运动，有三民主义的实际趋向，而没有这样明了的意识。我们越是研究各国的历史，观察国际的交涉、民族的兴亡，越是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不单是后来居上的政治理论，并且越是确信复兴中国国家道德的思想是改革世界政治生活的起点。
日本开国进取的方针，不只是北进的，南进的策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在幕末时代，压迫日本的外国势力有两个，一个是从北方来的俄国，一个是从南方来的英美诸国。从大陆来的俄国引出日本的北进，而从海上来的英美诸国便引起日本的南进。其实这两个名词还是不很妥当，我们还是说他是“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要明显些。代表大陆进取的是陆军军人，当然代表海洋进取的是海军军人了。中日战争之后，北进的政策被三国干涉阻止了，而南方得了台湾，成为他海上进取的基础，日本的移民政策便随着商业的关系拼命向海外求生路。然而生路是很少的，布满了美澳两洲的“排黄运动”，不单是阻止着中国人的求生之路，也是阻止着日本人的求生之路的。所以这若干年的当中，日本在美洲的发展，也只有挤开一些中国人，得着一点苟存的地位，并不存为东方民族创得一些基础。太平洋的欧亚人种竞争当中，处处包含着中日民族的竞争。我们每看日本人排斥海外华侨的言论，不唯引起我们一种愤恨的心理，并且使我们想到日本也是东方民族，何以竟没志气一至于此，真不由不替东方民族叹息了。
什么叫国际关系？什么叫外交？我们要看清楚它的基本，到底是在一个民族的发展，而国家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到得目的达到，手段的本身便随着变革，过去民族主义会变成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会变成帝国主义，就这个缘故。所以主张民族主义而不同时主张民权主义民生生义，以民族平等为基础，以民权为骨干，以世界大同为目标，则其结果必定会重蹈过去一切帝国主义的覆辙。三民主义所以是解决现代人类生存问题的最完美原则，价值即在于此。我们看日本过去历史，在他的民族统一运动中，同时就发生帝国主义的倾向。丰臣秀吉征韩之役，明治初年的征韩论，明治二十七八年的中日战争，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战争，欧战中的青岛出兵，西伯利亚出兵，这许许多多历史的事迹，都是在一条很明了的道路上行进，他是由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国家主义，再变而为帝国主义。并且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民族主义开始的时期已经包含着帝国主义的胎种。我们试读山鹿素行所著的《神皇正统论》《中朝事实》，德川光国所编的《大日本史》，赖山阳所著的《日本政记》，我们已经很感觉到日本民族的目的，不仅在统一民族而在征服四围的民族建设大帝国了。他们心目中的“神”就是世界全体的意识，而“神皇”的思想就是统治世界的意识，和罗马的“凯撒”，俄国的“查阿”，波斯的“沙因沙”，蒙古的“汗”，土耳其的“加利夫”的观念，是一些没有两样的。“继绝世，举废国，厚往薄来，”这一种世界政治道德的观念，的确是中国这一个最古的“世界国”的特色，而不是那些“强而小的民族帝国主义”所能梦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