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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这一个基本的要点看差了，单纯在一二领袖人才上去寻他的成功原因，当然是寻不出，而且要拿人才的比较去寻幕府所以倒的原因，更寻不出。至若兵力财力等的讨论，更是无用了。最奇妙不可思议的事，就是王政之所以复兴，各藩势力之所以能结合，幕府之所以能倒，封建制之所以能废，主力既在萨藩，而人物的伟大亦不能不推西乡隆盛。至于他下面的人才济济，更不用说了。此外四大藩当中的土肥两藩的人才也不算差，而且思想上的代表人物都被土藩占尽。偏偏在征韩论破裂之后，萨土肥二藩的势力，倒得干干净净。当日一般维新功臣，到得后来都弄到杀的杀，逃的逃。而掌握了中枢的兵财两权，直造出后来军财两阀势力的，却是不干不净几个长阀贪官，这不是很奇怪吗？说到这里，我们更可晓得一代历史的创造不是简单的东西，成功失败不是绝对的问题，人才的良否，力量的大小不是可以做绝对的凭据。在全时代的历史当中，一代革命的成败，民族势力的兴衰，文化的隆污，是整个的东西。个人事功上失败的，倒往往是时代成功的原动力，而个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败者的福。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他的人格来推进。当时随着他失败了的土肥两藩的势力，一化而为后来民权运动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荫还是支配着日本全部的既成政党。那事功上成功的长藩，一方面既不能不拜倒在西乡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随着民论的推移定他的政策。即以事业说，西乡的征韩论，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为事实，到死后三十年公然达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乡的征韩论通过了，也许是闯了一场大祸，日本的维新事业完全付之东流，而西乡的人格也都埋没干净。所以我们如果要读一代的历史，千万不可被事实迷住，不可被道德迷住，不可被理论迷住，我们要看得透全部的历史，然后读书才是有用的。我们相信中山先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的确是现代唯一的革命理论，他不但在事业上指导我们的将来，他的理论自自然然的替我们解释了一切的历史。日本自丰臣以来，直至条约改正，这三百年间的努力，民族主义的确是在无形中成了一个指导原则。从废藩置县解放农民直到今天，是一部民权斗争的历史。现在已进入民生问题要求直接的普遍的组织的解决时代了。再把他横溯上去，推论将来，不外是一部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而努力的历史。这经过当中的是是非非，都不可执一而论的。
一个时代的创造，有很多历史的因缘，决不是靠一两个人的力量创得起来，不过领袖的人格和本领也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创造时代的领袖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伦，有的是以知识觉醒民众，有的是靠他优美的道德性给民众作一个信仰依赖的目标，有的是靠他坚强的意志，一面威压着民众，同时作民众努力奋斗的统帅者。至于智仁勇兼备的圣哲，不是轻易得来，并且在很多政治改造的时期当中，这一种智仁勇兼备的圣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牺牲，再供后代人的瞻仰，而不得躬与成功之盛。日本的明治维新，在思想上、社会上、国际上的种种背境前面已经大概讲过了。我们看他，虽然是千头万绪，异常复杂，到底作民众活动意识中心的政治思想只有很简单的几种趋势。而这各种趋势，却是像百川归海一样，顺着德川氏以来的民族统一国家独立的伟大要求，把日本人历史传说的王权神授思想作了中心。明治维新当时几个大的运动，一方面有生活的切实要求作他的分因，一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作他的归宿。我们试把日本维新前后的历史整个的通起来看，简直没法晓得，当时最有力量的领袖到底是哪一个？如果要在活动的人才当中去寻吗，活动的人才当中只有寻得出干部，不能寻得出领袖。维新史形式上的幵篇，当然要从明治前一年十二月发布三政复古的诏书算起。当时在京都参与这大运动的一般人，正好像一个乱蜂窝。宫中的一些公卿的旧臣，外藩的一些藩士，拉拉杂杂，塞满了城。当然，那时候主张一切的人，并不是后来尊为维新大帝的小孩子。公卿当中，算为顶能干的是岩仓具视，然而讲起实际力量来，依然不过是长袖中的破落户。就第一批发表的人物表里看看，“议定”十几人，参与几十人，究竟谁是中心人物，谁是掌权的领袖呢？藩兵的势力以萨藩为最，当然萨州藩士领袖人物的西乡隆盛占了纠合群雄的地位，然而在名分上，还是一个陪臣。所以我对于日本维新成功的历史，认为主要的成功原因完全在于两点。一是有时代的切实要求，一是有人民共同的信仰。而这两个原因，又通通归结在历史上“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确实具备”的一点。“民族的统一思想，统一信仰，统一的力量”，这就是日本维新成功的最大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