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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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假如患者有坚定的宗教信仰，那么运用他的宗教信念来治疗或由此开发其精神资源是无可厚非的。要做到这一点，精神病专家就得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我有一次就是这样做的。那一次是来自东欧的一个拉比找到我，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他的第一任妻子及其六个孩子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送进了毒气室，而现在的妻子又不能生育。我觉得生育不是生命唯一的意义，因为要是那样的话，生命本身就没有意义了。本身没有意义的事情，仅仅通过使其延续下去，并不能赋予其任何意义。但拉比是个正统的犹太人，犹太人都认为，死后假如没有亲生儿子为自己念诵祈祷文，这是人一生中最大的不幸，所以他觉得自己倒霉透顶了。

精神病专家一旦超出了超级意义的范围，迟早会被病人的问题难倒，我女儿6岁时就曾问我 “为什么你总提到慈爱的主”，这个问题让我简直不知该怎样回答。当时我答道：“几周前，你害天花，就是慈爱的主让你痊愈的。”但是小姑娘显然很不满意，反驳说：“好吧，可也是他让我染上天花的呀，爸爸。”

我没有放弃，我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去帮助他。我问他是否想在天堂看到自己的孩子们。没想到我的这个问题让他痛哭不已，而他绝望的真实原因也浮出了水面：他解释说孩子们都是作为纯洁的殉道者而死的，在天堂里应该享有最崇高的地位，但是他自己是个年迈而有罪的人，不敢奢望能够拥有像孩子们那样崇高的地位。我反问：“拉比，你能够利用多年遭受苦难的经历去净化自己，以便你也能像孩子们那样纯洁，能像他们那样在天堂里拥有崇高的地位，这难道不正是你活着的意义吗？《诗篇》（《圣经·旧约》）中不是说过，上帝保存着你所有的眼泪吗？因此，你所有的痛苦未必都是没有意义的。”许多年来，他第一次通过我为他打开的新视野找到了解脱痛苦的方法。

这种终极意义必定超出了人类有限智力的范围。在意义疗法中，我们就是在这一超级意义的背景下进行陈述的。人需要做的，不是像某些存在主义哲学家所教导的那样去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忍受自己不能以合理的方式去把握生命之无限意义。意义比逻辑要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