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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认为，经济权力完全依赖于政治和生活的权力。因此，出于这样的依赖性，财富的拥有者迟早会向社会“寻租”，以及尽可能地寻找它的“安全带”。“钱之类的东西并不特别危险，只有当它能够或者直接地、或者通过奴役那些为了生存必须出卖自身的经济上的弱者而收买权力时，钱才变得危险。”
索罗斯早年深受德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1902-1994)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影响，渴望用自己的理想来改造世界，即便在他为了“餬口”而踏入金融界后也不改此心。
那么，怎样才能防止钱的变质，以及如何排除它这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潜在危险性呢？波普尔的答案很简洁：我们应该建立各种制度，对经济权力进行民主控制，并保护我们不受经济剥削。同时，他还坚信，民主制度下的经济权力可以对专制制度进行柔性化的改造，其中，拥有财富者的作为将是决定性的。毋庸讳言，波普尔的这些论述坚定了索罗斯用“民主的金钱”改造专制社会的决心。
人们在描述量子基金时，通常把它划归“宏观基金”(macro fund)——由于该基金的经营战略是利用全球宏观经济事件进行交易，因此得名。人们很难记起在索罗斯之前曾有过什么宏观基金之类的事物。以前有股票基金和债券基金(当时这些基金的数量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但是索罗斯却创造了新的事物。至此，一位伟大的基金经理诞生了，他把世界当作自己表演的舞台，他在货币和股票指数上大做文章，他试图揣摩央行银行家的举动，而实际上这些银行家正是他最密切的同行。一位观察家把索罗斯描述为有史以来第一位敢如此夸下海口的基金经理：“我不必只做股票和债券交易——如果我手头有五六件武器的话……哪里有战场，我就去哪里。”
在所有的企业家角色中，金融资本家大概是离知识分子最近的一种。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及运用本身便是资本主义商业文明的产物，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在过去的30多年里，凶猛流动的国际资本通过利率、货币汇率和股市的波动，对各国经济成长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对个别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来说，甚至在某些时刻左右了它的中长期兴衰周期。因此，拥有数十亿乃至上百亿资本的金融大鳄往往需要拥有全球性的视野以及政治家的宏观操控能力，也因而常常萌发通过资本手段改造社会的冲动。
索罗斯在国际金融投资行业的声望仅次于巴菲特，他所打理的量子基金是过去30年里使投资者获利最大的基金机构。1969年，索罗斯以400万美元起家开始经营自己的首个对冲基金，而当时的启动资金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属于他本人。从1969年到2000年，索罗斯的旗舰基金创造了年均31%的回报率，该基金只在三年里出现过亏损(2000年因为技术股崩盘成为亏损年之一)。如今，他的基金公司管理下的资金接近120亿美元，其中，他的旗舰基金量子捐赠基金(Quantum Endowment fund)管理着74亿美元。尽管索罗斯坚称量子基金中有许多外部投资者，但曾在他的基金公司任职的高管人员都认为，74亿美元资金中的绝大部分，属于索罗斯及其家族成员所有。
而索罗斯可能是最有此类激情的金融大师。索罗斯是一个市场基本教义派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应该用强有力的管控机能来维持资本主义市场的商业秩序。同时，他还猛烈地抨击政府的弱势。在成功运作量子基金之余，他更乐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世界政治家”。他写出过《打开苏维埃体系》、《为民主背书》、《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等一系列政治性专著。在一篇文章中他自称，“有时，我觉得我像一个庞大的消化系统，一端吸入金钱，另一端则输出，把两端连起来的是一些思考”。
这是一个清教徒式的巨富。索罗斯没有私人飞机，没有加勒比海的小岛，没有豪华游艇，没有西部农场，也没有收藏18世纪前欧洲大画家的作品。每当索罗斯到布达佩斯旅游时（索罗斯出生于布达佩斯，纳粹占领此地后，他侥幸逃生），便下榻于一家旧式旅店，这家旅店恰好坐落在一个风景秀丽的公园里，而这里正适合他疾走锻炼。索罗斯通常都是独自旅行。在欧洲，每当他走上讲台，台下观众高高举起的便携式照相机的闪光灯就在他身体周围形成了一圈耀眼的光环。然而一旦走下讲台，他也会像普通人一样，略带失落地站在吧台前排队等候他的堪培利开胃酒(Campari)。索罗斯生性少言寡语，而浓重的中欧口音使他有时更加不爱说话。他在公众场合通常显得形单影只，甚至可以说是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