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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润被中国同化得太快了，他几乎是以一种“中国人”的方式来开展工作的，他善于利用媒体炒作，善于发现热点，这位1990年就到过北京的青年人迅速地发现了中国商圈的一个怪现象：这迄今还是一个不需要瞄准就能打死一排猎物的地方，罪恶在阳光下横行，阴谋被视为奇迹而为人崇拜。在这样的环境中你需要故作惊人之举，需要以极端的、隐晦的方式来获取最大的关注度。
谁都看到了中国市场的魅力。具有85年历史、全球订户达115万的《福布斯》对中国市场窥视已久，跟《财富》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搞财富上海论坛相比，《福布斯》仅以胡润一人便博得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实在是剑走偏锋，划算之极。可是，真的到了进入的关头，他们却又选择了谨慎。
平心而论，如果不是有如此现实的把握，以中国资本市场的灰色，要为富豪排行恐怕还得等上数年。(2003年初，深圳出版的《新财富》曾以自己的方式和特别的勇气排出中国富豪400强，也是溅起满天喧嚣。其中，温州两位企业家，德力西的胡成中与正泰的南存辉的资产竟有10倍之差，仅凭这一条，就让人对其准确度大生疑窦。)然而，这样的操作方式和理念，离成熟的商业传统实在太远了。在某种意义上，是胡润——也就是《福布斯》排行榜的暴得盛名吓坏了《福布斯》。它似乎知道，胡润的方法可以让《福布斯》一夜而为中国知，可是要真正在这里长久生存，则必须回到自己的传统中去。
胡润为何被抛弃？研究胡润的出局，是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从中可以读出欧美主流媒体对中国市场的判断：垂涎三尺，渴望突破，谨小慎微。
那是孟德斯鸠的传统：以法的精神管理社会、获取财富；
我们问胡润，史迪夫来中国是不是意味着你的工作得到了福布斯的肯定？胡润没有回答。2002年底，胡润出版由他主编的《福布斯2002年中国百富》一书，而在书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胡润制造”——而不是“福布斯制造”——的字样，便让人有了不安的联想。胡润在上海还注册了一家叫“亚润智源”的公司，其举措已看得出有了进退的准备。就在史迪夫离开中国的一周后，福布斯便宣布与香港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在4月推出《福布斯中国版》，而在这个计划中，厥功至伟、知名度最高的胡润却赫然出局。
那是亚当·斯密的传统：让交易在阳光下公平进行；
可是，真的闹到了风生云起，《福布斯》便有点手忙脚乱了。2002年11月，《福布斯》总编史迪夫·福布斯来南京参加“世界资本论坛”，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在论坛期间他竟会成了众多记者围堵的“明星”。史迪夫明显是感受到了胡润排行榜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围绕着排行榜而带来的正面以及负面的效应。据当时的媒体报道：“当被问到中国富豪排行榜的准确性时，这位《福布斯》的掌舵人避开正面回答，只是一再地呼吁中国内地的富豪要勇敢地‘亮相’。”
那是普利策的传统：公信高于一切；
胡润是靠排行榜与《福布斯》搭上关系的，他从来就没有成为过这家美国老牌财经杂志的正式编辑，他一直是以“中国地区首席调研员”的身份开展活动的。尽管《福布斯》每年要进行十多次的评选和排行，可是进行“年度富豪排行榜”这样的评比，在全球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在美国，另一个就是在中国。很显然，《福布斯》并没有想到胡润真能折腾出这么大的声响来，它给胡润一年的经费只有区区20万美元，仅相当于一位资历不深的海外特派员的年薪而已。
那是杜鲁门式的传统：责任在这里。
胡润被《福布斯》抛弃，坊间有不少的传说，最多的一个声音是，《福布斯》过河拆桥。
胡润在东方式的热闹中确乎轻视了他“来自的那个传统”，因为背离，所以他被抛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