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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一口气讲完这些儒商故事之后，突然想起了70年前英国丘吉尔在自传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正处于一个有因必有果的时代。”这句话可以为上述的儒商们做一个“命运结语”。
在他被捕后的一年多里，几乎所有与他有接触的影视明星都竭力撇清与他的关系。
牟、刘等人，平生都以儒商自居，且公众也以儒商视之，然而，其各自的行径或误于“乌托邦”或迹近欺世，总之都不伦不类，终而无法为世间所容。
2002年11月，张俊以与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赵安突然一起被捕。2004年1月法院终审判决，张俊以除向赵安行贿外，还伙同他人捏造、印制和邮寄以损害党政机关有关领导人人格和名誉为内容的匿名信。法院以行贿罪、诽谤罪两罪并罚，判处张俊以有期徒刑6年。
“儒商五大寇”现象在当今中国决非偶然，也不是仅有之例，它其实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理念上的混淆以及模糊，已经在公众舆论层面造成了不小的混乱，有人甚至用“企业家=知识分子+流氓”这样的公式来为企业家“定型”。如果再不进行必要的理念梳理，中国企业家的成长及公众对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都将蒙上无法摆脱的阴影。
慷慨的演出赞助和如泉涌般的词创作，让张俊以与国内及港台的明星以及中央电视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成了他经商活动中的“独家王牌”。在他被捕后，新华网在一篇报道中透露：为了事业成功和“扬名工程”，张俊以在洽谈广告业务、宴请宾客时，为显示身份，总喜欢带上几个美女与客户共赴宴会，或一起洽谈业务。由于他是京城著名词作家，在演艺圈知名度很高，许多“北漂”的年轻女歌星，总想找机会求张俊以写歌词，或推荐上晚会。所以，张俊以常常一个电话，就能叫来数个美女歌星参加商务活动。
喜欢王石也可能是“距离产生的美”。
此后，张俊以继续以清新而慷慨的公益形象频频曝光，2001年，他宣称出资360万元人民币，在北京设立一个“张俊以救助孤儿爱心基金”，同时，张俊以又被这些收养的孤儿们评选为“爱心大使”。这一年由他出资赞助的“张俊以救助孤儿爱心之夜”大型音乐歌会在北京中国煤矿文工团录影厅隆重举行。
艾柯卡第二本书《有话直说》的销量远不如《实话实说》。
这一明星效应的巅峰之作是，张俊以的公司以《海内外明星减肥美容隐私大曝光》为题，刊登了一封号称有136位明星大腕签名的公开信。这份传单的商业轰动是可以想象的，张俊以的“生命之星”一时间卖得红红火火，而几乎每一个上榜的明星都在日后气愤地宣称，自己是被利用了，上当了。
本来没有后记。这本册子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急就”出来的，当我写完最后一节的时候，情不自禁地从书桌前霍然立起，大有“话已至此，夫复何言”之慨。
2000年，张俊以就开始了“价值转换”。当年，许多报纸、期刊以各种“新闻报道”的名义开辟了专版为“减肥降脂美”、“东秦视力乐”等产品做软广告，张俊以让数十位专家、歌手义务做宣传，其中有一位专家还是中国一所著名医科大学的校长。
临到书稿三校之夜，却无意中在文件夹里点击到了这两篇文章，觉得放在本书的最后倒也合适。
张俊以第一次尝到文化的甜头，是在1999年。在他紧锣密鼓的创作、策划和精心筹备下，由郑泰集团投资拍摄的音乐电视《你是幸福的，我是快乐的》制作完成，在各电台、电视台纷纷上榜，并在中央电视台和各地卫视台陆续播出。张俊以的名头一下子响了起来，也让他的一只脚踩进了影视文化圈。
一篇是我对胡润的一个专访，那时候他还在为《福布斯》服务，而文章写到一半，就传出他离开《福布斯》的消息。我一直以为，胡润和他推出的“中国富豪榜”是中国商业史中不可被遗忘的一个事件。迄今，我们其实还不能准确地评估它已经以及即将对中国企业家的成熟和商业环境的改变，带来多么复杂的影响。
这一大串头衔和风靡一时的歌曲，足以让张俊以成为影视圈里最有文化的“儒商”之一了，而他赖以为生的真正的职业却是，北京郑泰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生命之星医药集团董事长。就如后来很多人所恍然的，“张俊以知道如何把名气炒红炒大，同时他也无时不借助自己捐款得到的良好社会反应，去推动他药品生意的良好势头。”
一篇是我为陆新之的新书《王石是怎样炼成的》所写的书评。其实，我跟王石不熟，有一次去深圳本来约好了见面的，最后却不知为什么错过了。我是《万科周刊》的十年老读者，对这家充满了理想主义气质的企业和企业家，我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不过此刻想来，这种喜爱也可能是“距离产生美”。
张俊以有一长串的头衔——“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全国著名的优秀青年企业家”、“国际上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诗人”、“著名的音乐策划制作人”、《歌迷大世界》社长和《华人文化世界》社长。以他的名字创作的不少歌曲倒也颇为流行，像电视剧《康熙王朝》的主题曲《向天再借五百年》、2002年世界杯中国足球出征庆典主题曲《中国拥抱世界杯》、申奥成功主题歌《奥林匹克情》、《奥林匹克星》以及被高枫唱红的《美丽新世界》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