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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据说，你曾经说过：脑白金什么都不是。
段永基：我简单地用一句话来回答值不值的问题：史玉柱这个营销团队相当于中国保健品领域的美国戴尔公司。那么，戴尔公司值多少钱？戴尔的电脑不是它自己做的，全都是别人加工的。它的电脑比IBM的、惠普的甚至比联想的好在哪里呢？它有非常成功的营销体系和全新而独特的营销理念。那么你说戴尔这个营销体系值多少钱呢？所以，你要问我值不值，我就要反问：买一个中国保健品领域的戴尔公司，应该值多少钱？
段永基：确实，我当着媒体说过，脑白金就其技术含量来说，什么都不是。但是，就这么个东西他能卖得这么好，而且持续六年，现在销售量还在持续增长。2003年12月比2002年增幅超过70%。真的白金卖出白金价，不是本事；而把不是白金的东西卖出了白金价，那才是真功夫。
记者：有人说，你用12亿元巨资收购夕阳西下的保健品(指脑白金)，有些不值。对此，你是怎么看呢？
当大学教授出身的段先生与曾经被视为“中国青年楷模”的史先生为了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商品举杯相庆的时候，全中国的消费者唯有远远地默视而啮齿无言。坦率的段先生在无意间说出的这段话，堪称十分典型的中国企业家“话语模式”。
2003年12月，北京四通集团以27亿元的价格收购上海健特保健品公司的著名保健产品脑白金和黄金搭档，中关村强人段永基与商界争议人物史玉柱之间的互动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以下这段对话摘自《中国经营报》记者陈谷对段永基的专访：
我愿意从这个镜头开始对儒商的颠覆。
下面的这个案例大概能为这样的观察再做一个小小的注脚：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家一方面以所谓的儒商自居，另一方面却又有着如此与现代商业伦理传统不符的、令人惊诧的价值考量标准？
当我们探研中国企业家言行的时候，常常会有这样的困扰：他们要么耽于理想，要么过于现实；要么痴迷于虚幻的价值，要么摒弃了起码的关怀。而这种价值观还往往与社会上的普遍观念得以呼应。
唯一可以解释的答案就是：我们错了。
张维迎教授在3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我们这么多年下来，有1000多家上市公司，大体来讲，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在“圈钱”，他们不是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不是为投资者提供更好的回报，而是在欺骗投资者。这种情况能不能继续下去？我觉得比较困难。但是，已经10年了，基本状况没有改变。”余音袅袅三年后，张教授所谴责的那些圈钱游戏得到改变了吗？最冷酷的答案竟还是那句：“基本状况没有改变。”
我们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角色和责任赋予到了企业家身上；我们错误地认为，商业的发达必然带来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我们错误地幻想一个因改革而崛起的财富阶层会自然自觉地带领我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们错误地轻信，错误地仰望，错误地追随，最后在错误中一次一次地失望和被抛弃。
在今日中国的商业世界里，诚实似乎仍然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香港一家基金公司的分析师曾经撰文写道，过去十年间，有数百家大陆公司为了股票上市去香港联交所做过推荐和“路演”，他对这些记录进行了逐年的研究，结果发现，竟没有一家公司在上市后完成过自己的融资承诺。只有一个企业家在公开场合下讲过的话，在日后被证明是兑现了的。(据这位基金师称，这个“唯一”的企业家是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先生。希望他不是柳先生的幕中客。)
在这所有的错误中，儒商是一个最美丽的“幌”。
不少非常能干的企业家都以“不按牌理出牌”为标榜，“牌理”是为别人而设的，天才如我，岂为此限。让我们尤其感到痛心的是，在刚刚过去的网络狂潮中，我们再一次目睹了一群“不按牌理出牌”的中国新生代企业家，他们有不少人是留洋的海归，是博士硕士，可是在信口开河方面竟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儒商”，在学术界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一种观点以为，中国自古“重儒轻商”，而儒家学统又向来以商贾为九流之辈(尽管有人辩称孔子的弟子子贡便是一个大商人，但是从学术而言，商人在孔子眼中始终是一个等而下之的身份)，因此，所谓“儒商”本身就是一个不严密的、带有浓烈封建气息的、颇有粉饰和自我期许意味的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