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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企业全是在没有核心技术和专利的情况下为跨国公司打辛苦工，规模迅速做大，毛利迅速降低，“以市场换技术”已告失败。“如果未来10年到20年中国出现类似拉美国家发生过的产业转移，会不会也像拉美国家一样急剧衰退？”(方正集团总裁魏新)
——世界上哪个国家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不设防？比如流通领域，它就像国家的血脉一样，但是现在让沃尔玛、家乐福长驱直入，给它们最好的地段、最优惠的条件，把血脉都交给别人了，你将来有安全，才怪呢！(和君创业总裁彭剑锋)
在这种合声讨伐下，要求政策向民营企业倾斜，控制跨国资本的进入速度和领域的诉求便成了逻辑上的顺理成章。“要向我们的民族企业倾斜，同样的条件要照顾中国企业。”(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
——要警惕跨国公司与中国垄断企业的“合谋”，这个重大问题已迫在眉睫，再漠视下去，“大公司会被窒息，民间经济会被边缘化”。(万盟公司董事长王巍)
当然，对于这股以捍卫民族经济为号召、汹汹而来的“反拉美化”运动同样存在振振有词的反驳之声。就在那场企业领袖年会之后，几乎同样数量和等量级的经济学者便出动了。“拉美化恐慌”被认为是不必要的，而以此为诉求的各种政策建议，则被视作是民族保护主义——甚至有人用到了“经济民粹主义”这样的字眼。
——用GDP偷换GNP，联合国把整个发展中国家都“骗”了！从今天开始，中国不应再分国企、民企了，应该分中国企业、外国企业。(华润集团总裁宁高宁)
——开放，进一步的开放，是中国经济进步的必由通路，在全球化压力面前，以“拉美化”恐慌为理由、以保护主义为旗帜的“药方”将让问题走向另一个极端。(前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
很显然，这样的描述让人马上联想起今日中国的经济拉动模式。于是，下面的担忧便油然而生：
——“拉美化担忧”是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产物，当时的特征是欧美制造业的外包，而目前，以服务业外包为特征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已经到来，这一转移对于中国公司是巨大的机会。(中国银行经济顾问朱明)
外资的强势涌入还遭遇另外两个很严重的指责：第一，它被认为是造成拉美国家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第二，外资主导型的开放经济被认为不利于受资国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的技术升级。“跨国公司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而在投资和建厂时都非常注意对自己技术的保护。这种由外资进入引发的国际经济的交换中，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只是其劳动力参与了国际资本循环，而没有或很少有先进技术的沉淀。在技术方面，发展中国家至多搞一些配套与维护。长此以往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的技术开发，特别是自主开发的能力就会大大降低。”(北大张维迎教授的分析)
——中国不可能“拉美化”。我认为中国和巴西不能做类比，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首先，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和制定的经济政策就不一样；其次，两国现实中贸易收支产生的贸易平衡也不一样；而最主要的是对市场的信心和看法完全不同。(美国通用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约翰·迪瓦恩)
首先，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受资国经济，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通过独资、合资和其他形式，美国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拉美70%以上资源开发和原材料生产。巴西100%的汽车工业、57%的化学工业、76%的家电业、60%以上的电力工业都是在跨国公司控制之下，在规模前100家大公司中，外资已占近半。直接投资虽然促进了拉美的经济繁荣，但掌握着拉美经济命脉的跨国公司每年都要把大量的利润汇回母国，造成了经济剩余的大量转移，出现了“增长而不发展”的奇怪现象。
被这一集团的专家们拿来频频用做反面案例的则是我们邻国，已经在经济衰退隧道里爬行了13年的日本。
从参与全球化的方式看，拉丁美洲国家如巴西、阿根廷走了一条典型的“外资主导型”开放道路。依靠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开放国内市场等比较优势吸引大量外国——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的资本进入，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拉美普遍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并借此获得了一段比较快的经济发展时期。但是，这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的负面作用也日益显现出来。
这些人士认为，日本在追赶美国的过程中，正是由于实行了限制性的开放政策，最终形成官民一体的产业结构而难免衰退。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英国涌起了放松管制的潮流，日本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放松管制的措施，但泡沫经济虚假繁荣的表象掩盖了干预过度的弊端，官民一体反而作为经验为日本及其追随者看重。日本政府被泡沫所迷惑，对已经暴露出来的结构性矛盾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而是回避问题，政府的扶持使结构性问题层层累积，以至于积重难返。在已经出现泡沫迹象时，日本政府又采取紧缩金融、调高利率(再贴现利率由1987年的2.5％升至1991年的6％)，过度抑制最终造成衰退长期化。
“拉美化之忧”的声音始于2002年，2003年底到了鼎沸之时。在12月份，由《中国企业家》杂志举办的2003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几乎成了“拉美化控诉大会”。中国民营企业家们一个“不谋而合的担忧”便是：“未来10年、20年，中国企业还是本土经济的主角吗？”
至今，“拉美化之忧”的争议远远没有尘埃落定，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仍然将时时泛起。透过这个十分专业的、也很难有唯一答案的大争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背后，在理念上是两种宏观调控思路的长期较量，而在利益上，则是民营资本与跨国资本两大利益集团的现实搏杀。
“防止中国经济的拉美化倾向”是2004年春季经济学界最热闹的话题。对于一般的读者来说，这实在很陌生，甚至有点乏味。可是，对于利益集团来说，这却几乎是关乎命运的“大是大非”。对这场讨论进行一个简短的解读，大概可以让局外的人们稍稍触摸到其中隐约闪烁着的利益的炙热。
聆听“拉美化之忧”的刺耳之音，也许我们该牢记凯恩斯在晚年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经济学上的任何耸人听闻都是利益在作怪”。以此为尺，我们大概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其实，争论战团中的专家绝大多数都非常清晰地知道：若干年后一个最最可能出现的事实是，中国将不会是拉美，也不会是日本，而是摇摇摆摆曲折前行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