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根据公开信息，截至2001年底，共有274家上市公司设立了独立董事，共聘请或提名了500余名独立董事，其中经济学家131名。在2001年年报披露抽样的130家上市公司中，独立董事津贴每年1万-2万元的有18家，2万-3万元的有26家，3万-4万元的49家，4万-5万元的21家，5万元以上的为16家。
吴晓求：凤凰光学(600071)独立董事；华立控股(000607)独立董事；用友软件(600588)独立董事；广汇股份(600256)独立董事。
据我的了解，这家杂志的资料仍是不完整的，目前国内综合性大学的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的院长级人士，其平均担任的独立董事起码在10家以上。
张维迎：国旅联合(600358)独立董事；家世界连锁商业集团独立董事；亚信独立董事。
显然，经济学家与企业的互动，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对政策的影响和为企业创造的利益，很难用量化的方式来展现。可是，在聘请与被聘请的现实关系中，到底是否存在着某种话语权的垄断和利益的曲线转移却是必须被质疑的。
魏杰：华纺股份(600448)独立董事；新疆屯河(600737)独立董事；三九医药(000999)独立董事；澳柯玛(600336)独立董事；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另兼15家企业经济顾问。
2001年年初，吴敬琏教授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正常状态，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股市黑幕、基金操纵和中国股市甚至不如赌场等严厉批评，被舆论称之为“切中时弊”。然而，当年2月11日，经济学家萧灼基会同厉以宁、董辅、吴晓求、韩志国4位经济学家举行“恳谈会”，为中国股市进行全面辩护，强力反击吴敬琏的言论。
萧灼基：大唐电信(600198)独立董事；中集集团(000039)独立董事；清华紫光独立董事；嘉实基金独立董事；华安基金独立董事；现代资产投资顾问首席顾问；成都正光科技总顾问；中国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天津泰达生物医学非执行董事。
作为回应，吴敬琏于2001年3月在《财经界》撰文，指出要警惕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中国改革要警惕落入“权贵资本主义”泥坑。
吴敬琏：神州数码独立董事；中国联通独立董事；中石油独立董事；中水渔业(000798)独立董事；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TCL集团首席顾问；永安信专家顾问。
然而问题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杨帆教授则出来从另外的角度对吴敬琏的言论立场也提出了质疑。他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指出，吴敬琏作为有摩根斯坦利背景的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其背后是跨国的买办资本，他们之所以不断发表对股市不利的言论，目的是打压股市以便让跨国资本低价吃进。
董辅：ST猴王（000535）独立董事；成都正光科技独立董事；国光瓷业(600286)独立董事；长江证券独立董事；泰康人寿独立董事；现代资产投资顾问、名誉顾问。
这一场掀起漫天风波的争议，尽管在不久后尘埃落定，然而它留给人们的记忆迄今难以磨灭。在经济学家的互相抨击中，人们还是隐约看到了利益集团在背后闪烁的身影，感受到了两个拥有各自话语优势的强权集团的结盟。
钟朋荣：浙江电信独立董事；裕兴电脑独立董事；诚成文化(600681)独立董事；长运股份(600369)独立董事；华立控股(000607)独立董事；国泰基金独立董事；中房银川独立董事；三九集团顾问；另兼茅台酒厂等20多家大型企业经济顾问。
在未来一段并不会太短的时期里，中国社会将在日益法制化的转型通道中继续前行。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成长及WTO时间表的推进，各种财政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将层出不穷，而在这些工程中，经济学家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能够提供“政策坐标系”的那些人。而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很多公共政策及相关财经政策的出台，其本身就可能为某些利益集团带来惊人的“政策性效益”——事实上，因改革开放而积累起来的相当多的国民财富都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实现转移。特别是在资本市场的开放、资本衍生工具的推出、国有资产的处置、垄断性行业的开放及存量土地的配置等方面，哪些人——或者说哪些集团能够拿到，或者有资格拿到所谓的“牌照”或“准入证”，便意味着巨大的、可持续的利益输送。如果没有公平、公开、公信的政策环境，这将是一次社会财富重新分配的大寻租运动。
“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可谓是越来越‘紧密’。”为了证明这个论点，《瞭望东方周刊》根据媒体的公开信息，将国内目前较活跃的一些经济学家所担任的公司董事进行了整理，其中——
这些年来，商界与经济学界的互动在明显地亲密起来，通过总裁班、MBA班，以及定期或不定期的财经论坛、年会或评选活动，企业家与经济学家们正在结成各种关系复杂交错的、紧密或不紧密的利益团体。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学家或者学者，拿某些企业或者基金的资金，做可能有利于出资者的研究，这在经济学界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
报道拿来开篇的，便是当今炙手可热的中生代经济学家“魁首人物”、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维迎教授。张教授自1998年以来多次在传媒及决策咨询场合上，为中国电信业的市场化改造鼓与呼，而他本人则出任亚信公司的独立董事。记者写道，看看今天的电信业的实际情况，我们不能不对张维迎等经济学家的政策影响力表示由衷的赞叹——中国电信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他们的思路进行的，甚至可以说，亚信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参与并在电信行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受惠于张教授在政策上的鼓与呼。
有资本市场的研究人士指出，目前，一些研究人员或者公众学者的子女、学生，进行关联交易、建立咨询投资企业等的现象决非个例，其法律的界定也十分模糊。还有个别经济学家不顾中国股市的现实，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建立创业板的好处，在全流通法人股的问题上积极推动，实际上与他们的关联公司及其控制大量法人股有关。
2004年3月，刚刚创刊不久的《瞭望东方周刊》刊出一篇颇具爆炸性的调查报道，将捂盖在中国商界和学界头上的“纱笼子”一下掀开：中国十大学者背后的财团。
现在，必须让人们认知的是，今日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民营资本和跨国资本两大利益集团的博弈期，前者已悄然长大，它的优势是“地利人和”，后者已迫不及待，它的优势是“仗钱欺人”。正是在这样的大格局中，被学术光环所包装着的“经济学家游说集团”其实也已经形成。而他们又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为民营资本代言的游说团，另一个则是标榜新自由主义的、为跨国资本代言的游说团。前者强调中国市场开放的梯度性，呼吁国家政策的保护，反对任何向国际资本倾斜的政策。2004年初，有关“商场大店法”的提案以及防止中国经济“拉美化”的大讨论，其主流声音便来自于这个阵营。而第二个阵营则强调市场的充分开放，呼吁国际资本的国民化待遇，并督促中国政策按WTO时间表甚至更快推进。近期以来，关于人民币业务的开放、直销立法的推进等讨论则大多由这一派学者所发动。按一位人士的说法，无论哪个议题，你蒙住耳朵也能猜出某位经济学家会说出怎样的意见，这固然有其理论体系的逻辑因素，但也实在无法排除利益集团的立场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