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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一词的第一次泛滥，应该是在明清两朝，当时安徽商人和山西商人以贩卖官盐和开办钱庄一时崛起，其多与官家勾结，获权于衙而牟利于市，巍然成徽商和晋商两派。这两种商人为了旁比官人，便每每以儒人自居，且好以儒学传家，深信“《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而其本质，却如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曾经论及的：“一拨精神贫乏的富豪，一批在根本性的大问题上不大能掌握得住的掌柜。他们的出发点和终结点都在农村，他们那在前后左右找到的参照物只有旧式家庭的深宅大院，因此，他们的人生规范中不得不融化进大量中国式的封建色彩。当他们成功发迹而执掌一大门户时，封建家长制的权威是他们可追摹的唯一范本。”
儒商的第二次泛滥，便是在并不遥远的20多年前。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一大批习惯于在书斋里过平静生活的知识分子开始了焦灼不安的噪动，他们成批地跃入商海成就了各自的一番事业。也是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始终没有放弃对这群人的“知识分子幻想”，而他们自己也似乎始终以此自居，企图用“知识分子的价值观改造中国企业家群体”。
2000年前后，随着IT产业和知识经济在全球的方兴未艾，一个“知本家”的新概念更是横空出世，再度把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紧密地糅合在一起。有人为“知本家”下过这样一个定义：知本家是“以知识为本的人”，这里的“知识”既指资本，也指根本、基本，知本家既包括企业家，也包括思想家。(《光明日报》1999年11月5日文章)进而更有人指出，“知本家”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把‘知识经济’的核心概括出来了，另一方面把知识分子从舞台边缘推向了中心”。
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这种貌似呼应的社会期望，终于让中国企业家与知识分子共同陷入了角色紊乱的窘境。
在我看来，“儒商”一词实在很值得商榷，或儒或商，其实根本无法互为表里。
如果儒是代表知识分子(“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商是代表企业家，那么，在可以考据的历史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成功的、值得借鉴的“儒商”。那些从徽商和晋商的大院里走出来的所谓儒商，即便用传统儒家的标准来衡量，也很难从他们身上“提取”出多少兼济天下、俯仰无愧的士大夫人文气质。
而在一个现代商业文明社会中，“儒商”一词则再次把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的角色混淆起来。正如我们在前一章节曾经论述过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根本无法通过企业家的角色来完成，反之，企业家如果不抛弃“知识分子幻觉”，则永远不可能实现职业化的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