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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尔班二世刚当选的时候，如果谁说他能打动并激励欧洲的基督教骑士们奋然拿起武器，远征耶路撒冷，肯定会被当成笑话。尽管教皇密切关注着西班牙的局势发展，也注意到基督教势力屡有斩获，而伊斯兰势力不断遭受损失，但他除了送去热情洋溢的表示支持和鼓励的信件外，其他什么也做不了。11考虑到乌尔班二世在欧洲本土所处的窘境，尽管他对东方虔信者们命运的关注或许发自内心，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显得无足重轻，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力，毕竟他自己都还在苦苦挣扎着，希望在罗马多召集些支持者，欧洲其他地方的支持就更成问题了。
与此相反，克莱芒三世却始终不懈地在强化自己作为天主教会真正领袖的地位。11世纪80年代末，他曾发出一批信件给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兰克(Lanfranc)，邀请兰弗兰克前来罗马，送来给教皇的献金<a id="noteBack_4" href="#note_4">[4]</a>，并提出愿意帮忙调解英格兰的争端。他还敦促英格兰国王和主教们向罗马教会提供帮助。<sup>12</sup>此外，克莱芒三世还与塞尔维亚人联系，认可了他们的圣职任命，还送了一件特别的圣职法衣<a id="noteBack_5" href="#note_5">[5]</a>给安提巴里(Antivari)<a id="noteBack_6" href="#note_6">[6]</a>大主教。他还与基辅(中世纪基辅罗斯公国的首都)的教会领袖接触，发出表示善意的信息。<sup>14</sup>他的言行举止恰如教皇所应该做的：不请自来地经常联系基督教世界中的重要人物，并给予建议和支持。在当时看来，能发表1095年前后那样的演说，并赢得或可将教会重新融为一体的巨大效应的人，似乎应该是克莱芒三世，而不是乌尔班二世。
乌尔班二世唯一胜过对手的优势可能在于他与东方教会的关系，不过这种关系本身也不是毫无问题的。起初，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只是基督教世界五大初始主教区中的两个。其他三个分别是安条克、亚历山大港和耶路撒冷，它们先后在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大征服中陷落，这就让仅存的两大主教驻地成了对抗的两极。有关两者地位应如何排列的争端以及关于教义与宗教实践方式的争论时不时就兴起。公元9世纪时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与君士坦丁堡的教会牧首波提奥斯(Photios)之间的激烈争论，更是让双方的关系跌至谷底。
不过，时间总会抚平冲突，长期的合作消解了这些争端。一份10世纪的拜占庭文书揭示了君士坦丁堡送给教皇的信件应该遵循怎样的固定格式来写就：“因圣父、圣子和圣灵，我们唯一的主之名。(留空填写名字处)和(留空填写名字处)，罗马人的皇帝，主的虔诚信徒，写给(留空填写名字处)，最神圣的罗马教皇，我们的精神之父。”相应地，罗马的使节们应如何称呼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也有固定格式可循。15这些成例表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合作是常态，而非偶然的例外。
话虽如此，但11世纪中期，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关系确实是破裂了。1054年，教皇列奥九世(Leo IX)派出了一个使团，希望与君士坦丁堡共商如何处理在意大利的利益问题。拜占庭此时控制着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但事情却严重偏离了之前的愿景。从一开始，谈判的基调就错了，双方商讨的重点没有转向如何建立同盟，却转到了拉丁和希腊教会在领圣餐仪式上的差异。正如言辞激烈的文献所展示的，人们认为，到底该用发酵的面包还是没发酵的面包来象征基督的身体，确定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过，重中之重，还是要不要在《尼西亚信经》中加上“以及圣子”这个语句<a id="noteBack_7" href="#note_7">[7]</a>，加上之后就表明，圣灵不仅源自圣父，同样也源自圣子。添加这个语句的建议最初是公元6世纪时在西班牙举行的一次教会会议上提出来的。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很多教会领袖都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此起初连教廷都对这个语句的添加进行了谴责。可是，本来很有争议的“以及圣子”这句话，在一个很难规范行为的世界里，逐渐变得流行起来。到11世纪早期，由于它已经普遍被添加使用，就被正式接纳为《尼西亚信经》的标准语句。可是罗马教会对这个语句的接受，却在东地中海地区遭到激烈的反对，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
使团抵达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后，冲突很快就出现了。1054年7月16日，教皇使节希瓦康第达的红衣主教于贝尔(Cardinal Humbert of Silva Candida)与其他来自罗马的使团成员们一起，在圣餐仪式举行时闯入圣索菲亚大教堂。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就像一出排演好的戏剧：使节们没有停下来祈祷，而是径直走到教堂前部，在教士和信众的面前，当场写就一份文书，然后硬是把它放上了主祭坛。文书上这样写道：君士坦丁堡牧首有辱他所担任的圣职，在自己的信仰和传授的教诲中错误极多，罪孽深重。他将即刻遭受绝罚，与地狱中那些最邪恶的异端一道受苦。文书中还详细列出了这些异端的名字。牧首及其支持者们将遭到永恒的诅咒谴责，将“与魔鬼及其爪牙们一道”受苦受难，“除非他们忏悔赎罪。阿门，阿门，阿门”。随后，于贝尔转身走出圣索菲亚大教堂。在走到教堂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拍去鞋上沾的尘土，接着转头面对信众，庄严地宣布：“让主来审视，来判决。”<sup>16</sup>
这个事件导致罗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走入最低谷，今天我们称之为“东西教会大分裂”。此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憎恨与敌对成了常态。例如，1078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发布了一道针对拜占庭新任皇帝尼基弗鲁斯三世·伯塔奈亚迪斯(Nikephoros III Botaneiates)的绝罚令，可新皇甚至与罗马从来没有接触过。三年后，教皇又在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废黜旧帝之时给他来了一道绝罚令。<sup>17</sup>大概在同一时期，教皇不仅批准进攻拜占庭，而且赐给领军的将领一面旗帜，命他带着旗帜上阵与拜占庭帝国军队厮杀。他甚至还罔顾当事人是否真有意愿或真有机会去争夺皇位，就断然任命这次进攻的策划者罗贝尔·吉斯卡尔为君士坦丁堡皇位的合法候选人。<sup>18</sup>
以上种种都与乌尔班二世在克莱蒙发出的武装号召显得非常不同。正如源自1095年末1096年初的文献明确指出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密切关注着小亚细亚的基督徒们所遭受的苦难，和东方教会(也就是遵循希腊礼仪的教会)所遭受的迫害。<sup>19</sup>那是什么导致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如此大的逆转呢？这个原因要在11世纪末发生的对整个教会控制权的斗争中寻找，尤其要关注乌尔班二世在西方所处的劣势地位。
乌尔班二世在当上教皇时，就很清楚地意识到，在战略地位上，他是被克莱芒三世及其保护人亨利四世压制着的，处于劣势。于是他被迫要想尽办法为自己铺路搭桥，增强实力。他当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与君士坦丁堡和解。他于1088年当选后不久，就派了一个小规模的使团前往拜占庭帝国首都，就30年前导致东西方决裂的那些敏感话题再次进行商讨。使团成员得到了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接见，并着手以当时被评论者称为“温和而如父亲般关切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议题。他们谈到了诸如希腊教会在圣餐仪式中使用发酵面包的问题，还谈到教皇的名字从君士坦丁堡的神圣记事板(Holy Diptychs)上被删去的问题。要知道，这些记事板上可是列出了所有被认为与教会有关联的主教的名单，不论他们还活着或已逝去。<sup>20</s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