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文学之钟 (第3/5页)

刘玉民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带着满心的感激和敬仰，那天我来到王笠耘同志面前。

“好，这么年轻！”听过介绍，王笠耘同志用力地握着我的手说：“《骚动之秋》是我这辈子终审的最后一部书稿。好，写得好。”他告诉我，他当了一辈子编辑，审读了很多书稿，但终审过《骚动之秋》他就退休了。他最看重的是《骚动之秋》中生活的原汁原味和人物的性格魅力；文学作品不怕毛病多，就怕挑不出毛病来，一部什么毛病也挑不出来，可就是打动不了人的作品，就如同得了癌症一样。他把总结自己大半生经验的著作《小说创作十戒》送给我，并叮嘱我要始终保持与生活的联系，争取写出几部更好的作品来。他和颜悦色、细语慢言，没有一点居高临下和开导指点的样子，他的话却点点滴滴滋润到我的心里。

《骚动之秋》出版后果然受到了欢迎，经过修订再版后，先后被改编成广播剧、小说连播、电影、电视剧、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形成了广泛的影响。一九九八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前，我特意给王笠耘同志打电话，邀他一起坐坐以表谢意，但被他婉拒了。他说作品是属于社会和读者的，他只是尽了一位老编辑的责任，只要社会认可读者欢迎他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与王笠耘同志只见过一两面，他的精神和品格，他的观点和见识，却深深地铭记在我的心里。近年来我曾在多个场合，讲述了上面这些经历和感受。有人说幸运者之所以幸运、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紧要关口得到了“天使”的眷顾。我想，王笠耘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慧眼独具、无私播洒雨露花香的“天使”，起码对于我是如此——永远如此。

星辰与花朵

有人说，每一颗星辰的下方都盛开着一片鲜花。我觉得，晓天老师就是这样一颗星辰，“三红一创”（即《红岩》、《红日》、《红旗谱》和《创业史》）是一丛光彩耀目的鲜花，《骚动之秋》也是那鲜花丛中的一朵。

我与晓天老师相识于1990年11月召开的《骚动之秋》研讨会上。那次是在全国政协礼堂，到会的都是首都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因为邀请名单和请柬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开会那天又遇上交通堵塞，在我到达会场时与会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那使我诚惶诚恐，赶紧上前与各位前辈大家握手致歉。这样我认识了马烽、张锲、李希凡、屠岸、李准、郑伯农、张炯、曾镇南、顾骧、蔡葵、章仲锷、朱晖……也认识了晓天老师——一个寿眉高挑、瘦削而又矍烁的老人，一个声名四扬却又平和坦诚的智者。

那时晓天老师从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和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不久，与不少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保持着联系。他热情爽朗，一点架子没有，加之年轻时在山东工作过，夫人还是济南老乡，几句交谈之后便让我觉出了亲切和温暖。

那次会上晓天老师有一个发言，讲得十分忠肯精到，会后山东一家报纸有意发表，我便给他写去一封信征求意见，没想几天后便收到他的回信，信中详细地阐述了他对《骚动之秋》的看法和见解。

玉民同志：

十三日来信敬悉。大作，我是一天一个晚上一口气读完的，十分高兴！会上说的，全是读后直感，未加条理，当然更没有展开。若任远和你认为，尚可整理和发一下，我无意见，只希望在行文上加以理顺。我的中心意思是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崭新的典型——农民企业家岳鹏程。这些年写改革题材的作品不少，写城市的、国营工业改革的有乔厂长、花园街五号等等；写农村的报告文学居多，长篇也有些，如这次茅盾文学奖初选推荐的《苍生》、《平凡的世界》，主要是写土地承包，也写了所谓的农民企业家，巧得很，两书写的都是砖窑厂，但都比较单薄。写像岳鹏程这样真正称得上企业家的少见。天津附近的大邱庄，未见有取材于此的长篇小说。所以，用崭新的这个词是确切的。说它是典型，岳鹏程这个人物既是“这一个”，又有相当代表性和时代特色。最近听说大邱庄的那位总经理、书记比岳鹏程还要岳鹏程，个人年薪四万元，养两条狼狗，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班去参观，他都拿架子迟迟不见，对干部、工人粗暴、惩罚比岳鹏程还厉害得多等等。马烽说的那位山西农民企业家又是一例。称岳鹏程是崭新的艺术典型，并不言过其实。岳鹏程是中国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他在相当程度体现了这一时代大潮、“骚动之秋”的历史特点。任何一个历史大变革中的弄潮儿都不可能是完美的，革命战争、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等都是如此。出头鸟只是敢于站出冲杀、冲闯，打破旧的秩序、传统、框框，他们的功绩往往只在于此，而缺点、毛病，甚至于罪过也同时发生。一等高潮过去，“骚动”平静之后，就明显看得出来了。这一次的改革，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性，搞商品经济。这在长期处于小生产、资本主义经济未经充分发达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对农民来说是亘古未有的。整个经济改革，如何做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至今仍是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国营企业，原材料、产品的销售等全由国家计划供应调拨，尚无竞争能力，至今仍不敢实行破产法，平均主义的分配实际上很难真正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锅饭、铁饭碗并未彻底解决。对一个社队企业来说，要取得原材料，打开市场，只有靠钱——行贿拉关系，投机、偷税。为求生存发展，它要高度集中权力，以求生产销售运转迅速。恩格斯有篇《论权威》，说的是近代大工业生产要高度集中指挥、权威之重要。你可翻翻。所以我觉得，不能把岳鹏程的一些奖惩、作为，统通视为封建的个人专断、独裁。要分析。我以为他对石衡保父子的惩治，倒有点封建专治的色彩，其中宗族之见就明显。岳鹏程对党政官员，包括女记者，一些作为看来是不正派的，但是这种权与钱的交易，当今社会是很普遍的，从集体企业来说非如此不能生存。官大一级压死人，当官的对老百姓“一言九鼎”，大官一句话又推翻小官的决定；当官的为保乌纱难免要赶“潮流”，树典型、保典型，多年如此。岳鹏程倒卖钢材，偷税漏税，违法，公检机关要拘捕、惩治，市书记几句话，没事了。这情节很生动，很深刻。所以，我说了一句，小说同时也揭示了政治改革的问题，亦即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小说三代人的情节设置和处理，我认为是好的，肖云嫂的五十多面奖旗、八百元遗产，岳锐父子之间的冲突，写得简洁也有特色。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止是两代人，也是两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骤变撞击爆发的火花，表现虽多在传统、道德方面，但更深的是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马、恩说过，一个社会观念的变化，都根源于社会生产、交换方面的原因。赢官，是作者理想的一种寄托，究竟农村社队企业怎么进一步完善发展，生活中没有出现，你也不能凭空想出来。这个人物不可能写得完整。岳鹏程和岳锐辩论的那段话：你们搞了几十年，农民还是不得饱暖，我搞几年，群众富起来了。三代人的中心是岳鹏程，通过他与岳锐的辩论，说明改革势在必行，尽管问题不少，但成绩显著；他与儿子赢官比，又说明社队企业的改革急需进一步完善。你把岳鹏程这个人物和盘托出来，活生生地刻划出来了，对他的历史是非功过，有态度，但不作简单地概括评价，让世人去思索、评估，更发人深思。所以，我说对这个主要人物“朦胧”一点，更是作品成功、深刻有力之笔。小说，描绘多方面的、富有地方、生活特色的社会环境、民性、习俗，发言中已说了。关于语言问题，我认为也是不错的，对话语言个性化，状物、抒情言语也妥切。整体风格，简洁、明快、生动、准确，不花梢、不铺陈，不拖泥带水。有同志说这部作品写得很有气势，当然也包括甚至于主要是语言方面。文学是语言艺术嘛。我赞成王笠耘的意见，不要连续二部、三部写下去。岳鹏程这个典型已经完成了，让他住进医院结得挺好。他不可一下改弦易辙，也不能继续走下去。他对秋玲的关系，看得出你意在表现一种新观念。“饱暖思淫欲”、“英雄爱美人”，这是中国传统说法，现代人性观，所谓性爱，或干脆就是性。我以为，岳对秋玲就是性关系。因此，他不必为此而有什么良心、道德上自责。如有的话，是他发现秋玲是儿子的恋人之后，倒可以。我说过，如结尾不让秋玲与贺子磊结婚，双双离开，或许更耐人寻味些。这意见希望不要整上了。

长期以来，我总是认为，长篇小说难免要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因为作家对生活的观察思考，需要一个过程：而生活本身，现象与本质有差异，需要个沉淀过程，才能看得清晰。《骚动之秋》打破了我思想上这个框框。说明你对生活的观察之锐敏、把握之深，而且满怀激情，迅速地写出来。实不易。

这些日子埋头看长篇，大作无暇再拜读，原拟再看后，深思一番的。接信边写边想，零乱拉杂地谈了许多，权作朋友间闲聊乱说而已。任远、张部长，请代致候！

握手！

江晓天

九零、十一、十七

一位年近七旬、受人尊敬的文坛前辈，在收到一个无名小辈的去信后立即写来这样一封长信，实在令人感叹不已。读过信，我和时任济南市文联副主席的、晓天老师的老同事任远同志，都觉得信中所谈比研讨会上的发言更集中也更有意义，因此干脆把信冠以《江晓天致刘玉民》的标题交给了那家报社。文章发表后果然引起了不少同志的关注和好评。

晓天老师对我和《骚动之秋》呵护有加，却从来坦荡磊落。北京研讨会上一位文艺界前辈出于对作品的喜爱，说过《骚动之秋》具有流传于后世的“潜质”和很有可能会流传于后世的话。晓天老师在一次私下交谈中特别提醒我说：“这种话最好不要向心里去，一部作品能不能流传于后世要由时间去证明，并不是看现在的人怎么说。”后来，当《骚动之秋》遭遇非议时晓天老师则据理力争，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胆识和勇气。而当《骚动之秋》荣获茅盾文学奖后，他又语重心长，再三告诫我要保持清醒头脑，保持与生活的密切联系，争取写出更好的作品来。

晓天老师以他卓越的才识和烛照千秋的精神，为中国文坛留下了不少佳话。对我和《骚动之秋》的关怀和呵护只是其中一例。我惟愿他与天上的星辰一样，光照永远。

从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两次难以忘怀的经历。一次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另一次也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

按照会议日程，开幕式被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从我们的住地京西宾馆到人民大会堂足有十几公里，正常行驶需要半小时到四十分钟，因为有警车开路，满载代表的四十几辆大客车一路通行无阻，只用了十几分钟。江泽民总书记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了。接见，合影，随之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不是单纯念稿，而是充满了激情的演说。尤其讲到“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前进的号角。中华民族是以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为人类文明画廊增加辉煌的民族，是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世界文化名人的民族，是产生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产生了郭沫若、茅盾、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等现代大文学家、大艺术家的民族”一段话时，总书记语调铿锵、神情激昂，充满了无比的自豪自信，赢得了作家艺术家们潮水般的掌声。

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是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在中国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之后，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而据老同志说，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会见参加文代会、作代会的代表，集体出席文代会、作代会的开幕式，是前所未有的事儿，那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文艺事业的关怀和重视，对广大作家、艺术家的信任和期望。

开幕式结束后，在返回住地途中，大家都沉浸在一种激情的旋涡里。京西宾馆到了，车队转向了，朝向宾馆院内驶去了，也就在这时，我忽然发现宾馆门口的两名哨兵面色肃穆，右手举起，在向我们行着庄严的军礼。我心里猛地一跳，一种近似神圣的情流立时奔涌而出。如果说江泽民同志的致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接见和出席开幕式，还只是官方的态度，面前这些普通战士，我们共和国的保卫者，表达的又该是怎样一种礼遇和感情啊！

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到了作为一名中国作家的光荣，感到了文学事业的神圣和崇高。

第二次经历是在四天后。其时大会已经圆满完成了预定任务，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与代表们举行盛大的联欢晚会。那天我们的座位比较靠后，因为看不清楚，前面又有空位，大家便向前去。一去，我便坐到了离总书记不过十几米的前排。开始，总书记边看节目边与同桌的张瑞芳、才旦卓玛、骆玉笙等亲切交谈。轮到自己上台时，他先是讲起了上小学时唱那首《祖国歌》的情形，把歌词朗诵了一遍，而后与王昆、吴雁泽、鼓丽媛一起放开了歌喉。在杂技《心灵感应》表演时，总书记愉快地与演员配合着，亮出了一只银碗。在最后的大合唱中，本来歌声已经结束，总书记却打着拍子，又一次把歌声推向了高潮。总书记与作家、艺术家的交流可说是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那使大家再次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作家艺术家的信任和鼓励。也就在这次晚会结束，大家带着满心的喜悦返回住地时，我又一次看到了京西宾馆的哨兵们面色肃穆、右手举起的身影。那身影使我心中的喜悦，也顿时变得凝重和深沉了。

时光可以流逝，生命可以衰败，作代会期间两次近乎相同的经历，却定会鲜花般地在我心中长久开放。

台北的两次聚会

从高雄一路向北，阿里山、日月潭，接下就是台北了。那天上路早，但一路走一路看，到台北已是傍晚时分，数不清的霓虹灯和车灯已经点起了一城华彩。与颇有几分南国风味和新兴大都会气派的高雄相比，台北更像是一位被时代推着走进灯红酒绿中的老者：楼没有那么高那么新，路没有那么宽那么长，尤其是那些多得不可胜数的商业街，一色的五六层和触目皆是的广告牌，流光溢彩中展示的是一种难得古香古色的气象。据说那为台北所独有，即使走遍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也难得再找出第二处来的。

到台北的活动集中在两次文学聚会上。一次是在到达台北的当晚，主人是陈映真和他的夫人。陈映真是台湾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他的小说《将军族》、《夜行货车》等被海内外读者所熟知。1968年他被台湾当局以“意在颠覆、叛乱”的罪名逮捕，一关就是七年。在1977-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反对文学全盘西化的倾向，主张建立具有民族风格的文学，主张文学要关心民众的痛苦，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为台湾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因为出发时中国作协外联部负责同志介绍说，陈映真在台湾的出版社很不景气，家境也困难不少，但他听说这次去访的都是得过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知名作家，非要请大家吃一顿饭，尽一尽地主之谊不可。由此，对于这次聚会，大家已是期盼已久的了。

陈映真六十多岁的样子，其身也伟、其貌也堂，一身花格布衫、一头花白的浓发，令人越发觉出风采难挡。他与大家见过面儿，便召呼大家进到一个餐厅。餐厅没有什么特别，几排桌子拉开，双方人员入座后餐叙会便算是开场了。好象是陈映真和陈建功先致了几句词，说的全是欢迎和感谢的话，接下便自由了，愿讲的讲，愿吃的吃，愿喝的喝。因为是第一次与陈映真见面，席间我特意走到他的座位前，与他攀谈起来。先是我问了他几个问题，都是与他坐牢和写作有关的。他回答得很实在。接下他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大陆作家到底有没有创作自由，写什么和怎么写到底有没有限制？二是大陆的稿费高不高，你们这个一个长篇小说那个一个长篇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哪儿来的时间？我告诉他过去大陆的创作自由确实是假的，受政治因素干扰太多，现在则确乎是真的，只要你不违背根本大法，没有谁管你写什么和怎么写；大陆的稿费不高，但作家们都有工资，衣食饱暖不成问题，写长篇小说也就成了一件很正常很从容的事情。陈映真听后拍着我的手说：“你们真是太幸福了！台湾这儿，你像我吧，一天到晚为生计奔忙，写长篇小说，那是想也不敢想的事儿！”

陈映真的话让我感慨不已，回来后说给几位同行听，同样引发了一番议论和感慨。

台北的第二次聚会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那是一座六层大楼，墙上喷着国民党党徽，门前挂着国民党党旗。尽管其时国民党已处于下野地位，但由于特殊的历史纠葛和情感因素，走进大楼的那一刻，我还是觉出了震撼：历史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竟然让我们这些自小视国民党为人民公敌的大陆作家，堂而皇之地成了这儿的客人！

参加座谈的台湾作家都是著作等身、声望颇隆的老作家，如司马中原、陈若曦、朱秀娟等等。其时，由于陈水扁当局正在推行“法理台独”，台湾文学界也涌动着一股“文学台独”的浊流，大家围绕如何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繁荣两岸创作，反对文学台独等话题，发表了很多真知灼见。陈映真也来了，是专为我们这些大陆作家捧场来的：为着当年被关的原因，他与国民党和拥护国民党的人士一向没有来往。那充分体现了他顾全大局和反对文学台独的精神。只是座谈会结束之后他便离开了，没有参加接下来的餐会。

台北的两次聚会使我对台湾文学有了更多了解，同时也结识了不少台湾朋友，至今想起来犹自感慨良多。聚会是短暂的，两岸文学的纽带和作家之间的友谊却是长存的。

匈牙利作协的那次座谈会

到匈牙利访问，是受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派遣，其中也有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邀请，这是一开始就听说了的。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交予的任务是参加布达佩斯国际图书节中国年的活动，但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为什么发出邀请，大家心里就揣着一个谜了。

从北京出发，途经法兰克福时本应立即转机去布达佩斯，但由于我和江西省文联主席陈世旭的公务护照没有签证——中国与匈牙利是免签国，谁知欧盟国家并不买帐——在机场困了一夜不说，第二天又被迫转道苏黎士。这样到达布达佩斯已是第二天傍晚，原定的欢迎酒会取消，那个谜团也就一直在大家脑子里盘旋着。

好在第二天中午，在游览过多瑙河，参观过城堡山上的王宫，品尝过匈牙利的鹅肝和土豆烧牛肉——顺便说一句，土豆烧牛肉本来是匈牙利的一道普普通通的菜，后来被赫鲁晓夫借用才成了所谓的“共产主义”的代名词的——之后，我们终于见到了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刘参赞。刘参赞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在匈牙利已经工作十几年了，对文化界的情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告诉我们说，匈牙利作家协会几次找到使馆，希望能够与中国同行进行一些交流，因此我们的活动安排里，就有一项去匈牙利作家协会访问和座谈的内容。

匈牙利是欧洲最为古老的国家之一，匈牙利的文学也在历史上放射过不朽的光芒。诗人裴多芬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缘可抛”的诗句早已传遍世界，成为鼓舞千千万万革命者为自由和独立斗争的号角。带着对匈牙利文学和作家的崇敬，那天我们在刘参赞和匈牙利华人作协主席张执任先生的陪同下，来到了匈牙利作家协会。

那是一座临街的三层小楼，与中国驻匈使馆不过百米之遥。从外面看，小楼朴素大方，一道铁门围起一座相对独立的院落。进门后才发现，院内除了几丛绿荫和花树并没有多少空间。沿着盘旋的楼梯上到二层，出现到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宽大的客厅。客厅里铺着厚厚一层地毯，里间摆着一圈桌椅，桌子上摆着几瓶矿泉水、几盘面包；墙上挂着一张裴多芬的画像，屋角摆着几尊雕塑：看起来颇觉优雅气派。刘参赞告诉说，这里原先是苏欧时代的官方作家协会，曾经很是兴盛了一阵子，苏欧解体后作协变成民间社团，但小楼和小楼里的东西，还是那时候被留了下来。

出面接待和与我们座谈的是匈牙利作协的两位主席：一位前任一位后任。前任主席满头银发，现任主席看起来也六十几岁了。只有陪同的一位外事负责人看起来还比较年轻。首先是互相介绍本国的文学状况。接下谈的就是两国的文学交流了，说到中国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不下一千部，中短篇作品更是无可计数，匈牙利每年的长篇小说也不少于几十上百本，互相翻译和介绍的作品却难得一见，两国作家都禁不住一阵唏嘘感叹。得知匈牙利作协不过几百会员，经费完全要靠自筹，而中国作协会员多达八千，每年单是国家下拨的经费就有几千万，双方作家又是一阵议论感慨。

再接下谈的就是语言危机了。两位匈牙利作协主席说，随着英语的强势进攻和蚕食占领，匈牙利语这样一个小语种，已经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说不定那一天就要被消灭了。因此如何捍卫匈牙利语种的独立和生存，已经成了摆在匈牙利作家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们的想象，但细细想起来，却不得不为匈牙利的同行们增添了几份忧虑。

座谈会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将近十一点时，大家便赶紧收起话题，告别下楼了。下楼后，刘参赞和张先生才告诉我们说，匈牙利作协穷得可怜，根本管不起我们一顿饭，为了不让他们为难，是只能选择早早结束和离开的。

站在楼下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望着那座曾经辉煌一时的米黄色的三层小楼，我和同来的几位中国作家真有说不出的悲哀和伤感。文学是社会的良心、大众的良心，一个连“良心”也难以容身的社会，会是怎样一种境况呢？匈牙利作家协会的一次座谈，确乎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啊。

郁郁葱葱《人之树》，《奇异的蒙古马》真奇异

说起《人之树》有些人可能会感到生疏。其实这是一部名著，是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派特利克·怀特的代表作，正是因了她，怀特才捧走了197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给予怀特和这部作品的评语是：“由于他史诗与心理，叙述艺术，并将一个崭新的大陆带进文学中。”

说《人之树》是史诗无可争辩，但这里的“史诗”与原本意义上的史诗有着很大的不同。“史诗”自从引入小说，似乎不外乎两种：一是正面地、大跨度地、多层次地表现某个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展现特定时代的生活全貌和风云变幻，如《残争与和平》等等；二是以一个特定的家族的几代人的历史为线索，纵向地，主要是纵向地表现一个特定的村镇或地区，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风云变幻的史实，如《百年孤独》等等。《人之树》却不是这样，她既没有写什么重大历史事件或人物，也没有写什么大家族的几代人，而是写了一个普鲁通通的村镇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