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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1979年，距离当年高考还有整一个月。
苏敬钢明显察觉到，自从左娜见过周晓燕后，就不太爱搭理自己了。可左娜上下学时，再没有拒绝过苏敬钢的护送，她只是憋着不跟苏敬钢讲话。冷战多日，苏敬钢注意到左娜的一个变化：连续几夜，左娜都准时地出现在小屋窗前静坐，蜡烛也从小方桌移到了窗台上，她纤瘦的轮廓被映得清晰。左娜每晚坐到窗前，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捧着铅块儿大的戏匣子在怀里听，耳朵几乎要塞到喇叭里去。
只有苏敬钢清楚，左娜是在听歌。
左娜打小儿连话还不会说，就爱上听歌，爱到什么程度？爱到成了癖。但凡是带高低调儿的声响——不管是咿咿呀呀的样板戏，还是酒鬼老王头儿婉转的口哨儿，都能吸引小左娜的耳朵。等她长到十来岁，整日抱着戏匣子不放，可没多久就听腻了，翻来覆去都是那几部样板戏，太不洋气。直到“文革”拨乱反正，电台里才开始播放流行歌曲，无非都是铿锵有力的革命歌曲，最婉约的也不过是苏小明的《军港之夜》。左娜深感：还是不够洋气。直到高三那年开春，左娜正漫步在放学路上，途径一户平房窗前时，一种完全陌生的曲调传入她的耳朵：节奏明快，同时还弥漫着淡淡的哀伤。尽管声音极小，还是把左娜的耳朵抓得牢牢的，那歌声强将她的头摁在窗檐下，千回百转地往她耳朵眼儿里钻：那是一把男声，纯粹、通透，连咬字也让人浑身酥软。左娜的每一个汗毛孔都在收紧，从头到脚起了成片的静电——这就是外国小说里男男女女过的生活！缠缠绵绵、卿卿我我、风花雪月。
打那往后，她每天都渴望再听到那个曲调，那把声音。可惜，住那家的人像为了报复左娜特意搬走似的，那扇窗再没敞开过哪怕一道缝儿。左娜从此丢了魂儿，怅然若失，又万分嫉妒——那不是戏匣子，戏匣子里绝不可能有那样的曲调，更不可能不穿插广播员的报幕声——那是用录音机放的磁带。左娜第一次万分厌恶自己蠢笨的戏匣子——要等到猴年马月，我才能有一台录音机啊！
仅仅过了几天，左娜就得知了那把男声的名字：刘文正。再后来，左娜翻来覆去地把刘文正的歌曲听了无数遍，在她拥有了自己的三洋录音机后。三洋录音机是左勇买的，原本为讨好对象小芬。买录音机的六百七十五块钱，是左勇从家里偷的，那是张婶儿压箱子底的。张婶儿搬去医院照顾老左前，叮嘱左娜管好家里的钱，谁承想：家贼难防！左娜发现左勇偷了钱，气得一连三天一口饭都吃不下。有好几次，她看到左勇提溜着录音机一步三晃的背影，她就想拎起锤子冲上去给砸了，可每次总也下不去手——那么金贵的宝贝，却要整天给小芬那个连说话都磕磕巴巴的土包子来“享受”！左娜越想就越气，越气就越吃不下饭，几天不到，瘦得眼窝儿凹陷——这些，全被苏敬钢看在眼里。
礼拜天，左勇提着录音机正准备找小芬，招摇地晃在大西菜行的街上，突然被一个高大的身影拦住。“干啥去啊？”苏敬钢点上烟，没用正眼看左勇。“哟！是三儿啊！”左勇顿时不自然，宋连海一事后，还是第一次跟苏敬钢碰面，“正要去找你小芬姐！”说着，骄傲地晃了晃手中的录音机。“哎哟——”苏敬钢一把抢过，“这可是日本货！贵着呢！得二百多吧？”“二百多？”左勇一下来了精神，伸手比划了个“六”，高声说，“六百八呢！”苏敬钢爱抚起录音机的喇叭，用余光瞄着左勇脸上既得意又揪心的表情，说：“借我嘚瑟两天！”左勇支吾地说：“那个什么……”苏敬钢两眼一眯，不怒自威：“咋的？心疼？”左勇瞧明白了，苏敬钢这是要“文抢”！不借也得借，还不如觍脸送个人情：“说好了过两天就得还我啊，我倒是不着急，你小芬姐爱听歌儿，两天不听就耳朵刺挠……”“我哪回说话不算数？”苏敬钢拎起录音机，大摇大摆就走了。
苏敬钢得意地走在街上，回头率极高，他感觉手里的录音机放出来的根本不是曲儿，是万丈金光。
途经一家小卖部，苏敬钢买了一包烟，找过钱正要走，小窗口里突然探出一个尖脑壳儿，吓了他一大跳。那颗头贼眉鼠眼，神经兮兮地问苏敬钢：“哥们儿，要磁带吗？”苏敬钢费解地问：“要啥？”“磁带！”尖脑壳儿眨巴两下鼠眼，“顶好的机器，咋能放这么土的曲儿！”苏敬钢竟被说得脸红，鼓捣了半天，才找着暂停键。“我这有盘儿最新的，邓丽君。”“谁？”苏敬钢听不懂。“邓、丽、君！”尖脑壳儿语气暧昧，就像邓丽君是住在自己隔壁的小寡妇。苏敬钢还是一脸茫然。“台湾歌星，邓丽君啊！”尖脑壳儿说到“台湾”二字时，语气轻得发飘，“‘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没听说过？”苏敬钢莫名地害起臊来。“我操——哥们儿你可真够土的！”尖脑壳儿说着，递出一盘磁带，“就这个！”苏敬钢被尖脑壳儿的气魄所感染，双手郑重地接过磁带——封皮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大头像：波浪卷发，小圆脸，两眉细弯，双颊绯红，笑容甜美得直沁人心脾。“保你不后悔！小声儿那叫一个甜，那叫一个浪啊！”尖脑壳儿咂巴一下嘴说，“听的时候背着点儿人，我卖这个都提心吊胆的。”苏敬钢直接把磁带揣进裤兜儿，问：“多少钱？”“四块。”——“你他妈咋不去抢呢？”苏敬钢摆出“武抢”的架势，佯装要打，尖脑壳儿吓得举手求饶：“我真没唬你！这盘最火！上价儿就贵！”苏敬钢临时改为“文抢”，手里刚好攥着买烟找回的一张两块钱，随手搓成一个绿团儿丢进小窗口：“就两块！”“哥们儿，我算服了你！我上价儿还两块五呢！”尖脑壳儿像被人割肉放血，痛不欲生，“以后要买带子就来找我，给你最低价儿。”苏敬钢满意了，两眼一眯，打着口哨儿，昂首阔步。他高大的身影被夕阳镀了一层金边儿，如一尊佛坛前持剑护法的忉利天王，美美地走进日落之西。
左勇傻等了三天，也没等到苏敬钢来还录音机。
左勇抓心挠肝地苦等至第五天，仍不见苏敬钢和录音机的踪影，终于架不住小芬的软磨硬泡，硬着头皮主动去找苏敬钢。“录音机啊——”苏敬钢一拍脑门儿，“忘跟你说了！录音机啊——坏了！”左勇差点儿哭出来：“你咋搞的？一到你手里就坏！”苏敬钢一脸无辜地说：“捅咕两下就不出声儿了！我寻思照着说明书自己修，全他妈是日本字儿！不过我送去南站的修理铺了，你别急，修好了给你！”左勇又气又怒，唧唧歪歪地走了。没过两天，又来找苏敬钢。“哪家修理铺？我自己去拿！”左勇强硬道。“哎呀——”苏敬钢一脸遗憾，“这么高级的进口货他们也没修过，不会，我把机器给了一个跑车的朋友，让他带去北京修，估计咋也得等半年吧！”
每晚，左娜要等到全世界都睡熟了，才从炕上爬起，取出藏在炕底下的录音机，大被蒙头，做贼似的听。被窝儿里的左娜苦不堪言，一路听还要一路抄歌词。磁带里没有歌词本，磁带本身也有毛病，总是绞带，左娜得用铅笔插进磁带孔，把磁条一圈圈卷回去，才能接着听。可左娜仍开心得要死，邓丽君唱，她跟着学，一字一句地模仿。她被自己的歌声感动了，从不知道自己竟有如此天赋。有了邓丽君的陪伴，半夜里，左娜再不觉得这房子空荡可怕了。西元1979年的某个夏夜，远在海峡对岸的歌星邓丽君，成了这个生长在大西菜行的女孩生命中的救世主。
六月下旬，这座城下起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雨，浑河的雨水一夜之间满溢，水漫青年大街。
苏敬钢望着窗外，家门口的小路被鸡蛋一样大小、冲锋枪一样密集的雨点儿打得泥雾蒸腾，阻碍了苏敬钢遥望左娜的视线。雨点儿激起碗大的泡儿，这是连雨天的征兆，人人都知道。至于连雨天放晴后的第一天有什么稀罕，就只有苏敬钢跟冯劲清楚了。放晴那天，一大清早，苏敬钢驮上冯劲，奋力蹬着大二八往北陵公园去了。清昭陵，坐落于城北，故称北陵，清太宗皇太极葬在里面。陵墓阴面的山脚下，有一片草树茂盛的野地，平日人迹罕至，偶尔有人现身。至于人们来这荒郊野岭都干什么，入口处的那块告示牌上已经详述：
一、禁止打鸟
二、禁止采摘
三、禁止钓鱼或打猎
四、禁止砍伐
五、禁止聚众斗殴
六、禁止点火
七、禁止从高处掷物
八、禁止随地大小便
但凡是“禁止”的，都是人们来这里要干的。苏敬钢和冯劲是为“三、禁止钓鱼或打猎”而来：连雨天过后，野物也都饿了几天，纷纷要出洞觅食，常见狐狸和黄鼠狼，运气好还有兔子，正是“打猎”的好时机。苏敬钢带了一根竹竿儿、一圈铁丝、几个网兜儿和塑料袋子，跟冯劲在后山逛了大半天，偏偏一个活物都没撞着。苏敬钢暗骂，莫不是这帮小畜生久居皇陵沾染了灵气？一个个都像知道老子要来吃它们似的，躲着不出来。眼看就快中午，等潮气一散，更是连根毛儿都逮不着了。两人只好放弃捕猎大家伙，转战一个水塘边。苏敬钢捉了一只小青蛙，用细绳儿拴在竹竿儿上，伸进水里，没一会儿就钓上一只大青蛙来。不到半个钟头，七八只大青蛙纷纷中招儿，被苏敬钢捆进了网兜儿，拴在树上。冯劲说，再逮点儿蚂蚱，于是俯身蹲地，一个扫堂腿下去，只见以长腿为半径划出的圆圈内百翅齐飞，苏敬钢撑开塑料袋子在半空中奋力一捞，大大小小的蚂蚱装满一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