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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石镇是辽河县政府所在地，1966年全镇人口还不到3万人。辽河县下辖七个公社，全县也不到二十万人。镇子的名称来自于镇子南头一块磨盘大的黑石头。不知是先有这块黑石头，还是先有黑石镇的人家。
大概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吧，来了两个日本人，抚摸着这块满身坑坑凹凹形状极不规整的石头，叽里咕噜说了好一阵子，还深深地弯下身子对石头鞠躬。跟随的日本翻译官说，这两个人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他们说这块黑石头叫陨石，是天外来客，非常珍贵。一听说这黑石头是天上掉下来的，这里的人们可吃惊不小，立刻就有人说他有天黑夜看见这石头冒蓝烟；还有的人说他夜里路过这里时，看见黑石头发着红光；还有游方道人说，摸一摸这黑石头能治心口疼病。于是人们对这黑石头顶礼膜拜起来，没多少年这黑石头被人们摩挲得溜光。
我爸杨哈斯到黑石镇念初中想到的第一件事儿也是去看一看这块被传得神乎其神的黑石头。我爸杨哈斯甚至设想，摸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儿，别让它电着，身上或许要有一种酥麻的感觉。然而，当我爸杨哈斯真的到了黑石镇，来到黑石前竟让他大失所望，不但黑石头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伟岸的身躯，就是手摸上去，也只是冰凉冰凉的，和别的石头没什么两样。它静静地趴在土里，露在外面的部分不到半尺高。据说这里原来是个大坑，当地的人们将黑石头请出地面，后来又让小腾格里吹来的沙子埋了许多。
从黑石头往西大概有三、四公里远有一座青山寺，听说建在清朝嘉庆年间。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地方志的人们说，青山寺香火最盛的时候有七十多位和尚，有五十多顷地的庙产。解放后这青山寺渐渐地冷落起来，绝大多数和尚都还俗成了家。1963年我爸杨哈斯上中学时，曾邀了几位同学上青山寺玩了一天，那时还有一位老和尚看庙。我爸杨哈斯说他记得当时进了正殿，看到那些佛像，总觉得背后冒凉气，心里面很害怕的，立刻联想到奶奶达兰花给他讲过的那些妖魔鬼怪的故事。我爸杨哈斯还记得当时他和几位同学是从寺院院墙一个大大的豁口走出来的，豁口旁并没有墙坍塌的砖石，他当时就想那一定是有人故意将寺院墙扒了一段，去垒自家的院墙或猪圈了。
其实，后来我爸杨哈斯才了解到，青山寺佛院的尊严早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就被破除了。那时全国到处都在大炼钢铁，小高炉遍地都是，真是一幅“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冻寒川”的景象。辽河县折腾了多少次，烧塌了多少座高炉硬不见铁水流出来。已经大干96天了，还不见争气钢的影子，从县长到工业局长个个愁云惨淡。最后还是工业局长聪明，趁月黑风高，亲自带人溜进青山寺将寺中的大钟、云板，凡是铁器家什都搜到，就连寺中早年收租粮用的几杆大秤的秤砣也没放过，偷出来后连夜砸碎连夜装炉，并换上大马力柴油机鼓风。辽河县终于炼出了一炉铁水，拿着拳头大的一块块铁坨子去化验，竟然还是优质钢，为此辽河县敲锣打鼓庆祝了好几天。据说寺里的和尚第二天为寺里失盗还报了警，终于没人搭理也就不了了之了。
1960年要在黑石镇盖劳动人民文化宫，盖到一半儿时，砖石供不上了。县长写了一个条子，让上青山寺去取。盖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人哪管那是什么寺，就是皇帝老子的金銮宝殿只要是县长批准的也敢去拆。于是不但扒了寺院墙，还扒了青山寺的东偏殿。大块的青石条、方方正正的青砖终于帮忙把劳动人民文化宫给垒了起来。
黑石的北面就是黑石镇了。
黑石镇是井字街，井字街的北面东侧有县政府和一些机关单位，辽河县中学在井字街的西北角。镇里街道两旁大多还是一些店铺和住户。
1966年的7月，那场我们都知道的暴风骤雨说来就来了。
魏海，我爸杨哈斯的那位大师哥，不但造了校长的反，还改名叫魏反修，当上了辽河县中学“红袖箍们”的头儿。我爸杨哈斯说他知道他和我们漠北村唯一在县里当干部的曹树林是小舅子和姐夫的关系。
有一天，在中学的大喇叭里突然喊出红色倡议，说黑石镇的黑石二字是封资修，要坚决革掉，应改名为赤岭城。没想到，魏反修这帮人的倡议立刻得到不少人的响应，当天还竟然有几百人上了街敲锣打鼓，打着横幅坚决支持小将的行动。
当时县委书记是上面组织部刚从外省调来的，县长就是大炼钢铁时的那位工业局长，听到魏反修他们的倡议，又听说有人上街支持，第二天县委县政府也就表态，支持小将的行动把黑石镇改称赤岭城。一直到1978年，县委提出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于是赤岭城才又改为黑石镇，这一折腾竟过去了十二年。但习惯是很难改掉的，有的人叫黑石镇，有的人仍叫赤岭城。这时间一长，人们就更加习惯了，怎么叫都中，都知道是一个地方就行了呗！
我爸杨哈斯说，在那次又改名的会议上，新来的县委书记说：“可别小看了这块小小的黑石头，它既有科学元素又有文化元素，应该是辽河县一块黑色的金招牌。辽河县不是没有资源，地上的地下的，现代的古代的都有，就看你能不能用好。根本的问题是人的素质人的观念，这个问题不解决，老在是黑还是红上耍花样，辽河县永远也好不了。”
一九七七年的冬天恢复高考后，我爸杨哈斯考上了南方一所大学，毕业后也就留在南方工作。临上大学前，我爸杨哈斯还特意到他的师哥魏反修的坟前默默地站立了足有一个小时。十年前，魏反修下葬时，坟前立的是一块黑色的大理石碑，上面镌刻着“魏反修烈士之墓”七个魏碑体的用红漆涂写的字，那七个鲜红的字仍像从他的胸前、腹部淌着的鲜血。
我爸杨哈斯说他在那坟前站立着，那块黑色的大理石碑早已经不知了去向，也许是像青山寺院墙根基的石块那样早就被人搬去垒猪圈了。魏反修的坟也没有以前那么高大，简直与漠北村人说的“地羊（鼹鼠）堆儿”差不多一样大小。和他的坟堆儿并排的还有几个，都是同时死去的“烈士”，坟堆儿都是一样的趴在沙土地上，墓碑也都不见了踪影。
坟地旁有几株孤零零的老杨树在寒风中抖动着，有两棵老杨树干挺的树杈上还搭了喜鹊的窝，却不知怎么的，树杈上落着的是几只黑老鸹。黑老鸹并不搭理杨树下站着的我爸杨哈斯，只是迎风蹲在树杈上缩着脑袋等待着，它们在等什么呢？
我爸杨哈斯在寒风中站立着，脚有些冻麻木了，但觉得麻木的更是脑袋，脑袋里觉得有点儿木还有点儿发胀。但我爸杨哈斯说他当时还是想起了好多的人，特别是漠北村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儿。当时，我爸杨哈斯说他那似乎冻僵了的脑袋里任何杂念都没有了，像是一卷早已演完了的电影胶带重又倒了回去，只是不那么连续地播放，是一会儿一个人物的形象，一会儿又是一个场景，或顶多是几个场景联在一起，不断地晃动着。
我爸杨哈斯说，他记得那是一个星期日傍晌午的时候，漠北村一些人聚在村西头的大柳树下。
我爸杨哈斯是头一天下午从学校回来的。这一阵子，不知是怎么的，他总想回家。学校里乱哄哄的，老师上课总瞅着窗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魏反修他们则在他们教室的门口贴上“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的对联。不要说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就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也个个蔫头耷拉脑袋的。接着，血统论像瘟疫一样在校园蔓延开来，“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地富反坏右”是黑五类，黑五类的儿女都是“狗崽子”。我爸杨哈斯说，他听他的爸爸我的爷爷讲，他爷爷那时候曾雇过两个耪青的，虽然我的太爷爷一直在外地读书教书但也被划了富农，我爸杨哈斯自己也在狗崽子之列。我爸杨哈斯本来是喜欢打乒乓球的，在1965年夏季辽河县乒乓球少年组竞赛中，他还曾取得第三名的好成绩。尤其是我爸杨哈斯的反手削球，小小的球儿落在对方案子上，似乎有了粘性，令许多对手都因挑不起球而败下阵去。许多个节假日，我爸杨哈斯宁可不回家也要约人去打乒乓球。但现在，我爸杨哈斯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了，乒乓球拍掂在手里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加上天气干旱，满眼的世界都是无精打采的，于是一放假就马上跑回家。
八月的小腾格里，远远近近的沙丘就像是烤炉中一块块燃烧着的焦炭，炙烤着西辽河两岸大大小小的村落。我爸杨哈斯和人们一起聚在大柳树下，人群里有木匠刘三、任三爷、赵老蔫、曹树林、翠花奶奶、小学校的王老师，还有翠花奶奶的男人我们背地里叫孙大裤裆的孙老五，漠北村唯一扛过枪的张老倔。诸位读者，为着后面的故事读起来有谱，我在本章中会对出现的人和事多啰嗦几句，您别嫌絮叨。
这些人有的倚靠着老柳树，有的骑在老柳树隆起的树根上，有的蹲在地上，有的用衣襟扇着风，人们对着的是漠北村通向村外的大道，那架势盼望着顺大道来一股风才好。
这棵大柳树怕有上百年甚至是几百年的年岁了。木匠刘三听他爷爷说，上好几辈的时候这棵柳树就有好几搂粗，而且据说是唯一没有空了心的老柳树。我爸杨哈斯上小学的时候，老师领着他们十几个孩子手拉着手才能把老柳树围住。每到逢年过节，老柳树隆起的树根上摆满了鸡蛋、鸭蛋，或者是给菩萨上供的白面馒头。有许多孩子一生下来，爹妈还要抱着孩子上老柳树下，给树枝上栓一根红布条，再拜祭一番，给孩子认一个老干妈。我爸杨哈斯当时觉得很可笑，魏海也说，咱别信这些，没准这孩子的奶奶下生时就认了老柳树的干妈呢，那差了多少辈？虽然他们犯着嘀咕，可看见老柳树那粗大的身躯，那茂密的枝叶，能遮蔽足足有半亩地方圆的荫凉，心里总有一种敬意。任三爷说，不管出门多少天，回来只要一看到老柳树心里就马上踏实了。
人们都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但1966年刚进头伏，漠北的人们就觉得热得不行。任三爷抻了抻脖子，在树荫凉里来回走动着，他一只手掂着他那二尺来长的旱烟袋，一只手抖着汗津津的褂衩调侃说：“是火神爷那家什下界了吧。”要是早先的时候会有人搭腔和哄笑了。但是这一天，像是人人都有心事似的，谁也没接任三爷的话。半天，还是赵老蔫冒了句：“起早我媳妇心口疼，我哥赶着队里的马车送她上黑石镇了。”这句话似乎将这闷热的空气炸出点火星来。任三爷转过脸问了句：“你媳妇咋的啦？”木匠刘三说：“来回再加上看病总得半天的工夫。”曹树林眯着小眼睛笑着说：“半夜三更的，老蔫把你媳妇交给你哥，心够大的了。”翠花奶奶朝地下吐口唾沫说了句：“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突然，孙大裤裆转过脸朝我爸杨哈斯说：“哈斯，听说你们学校闹事了？”这时曹树林急切地打断孙大裤裆的问话说：“老五哥说话要讲立场，那不叫闹事，是小将们的红色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