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提安·哈夫纳提示您：看后求收藏（愛看小說網2kantxt.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波恩共和国（联邦德国）与魏玛共和国的巨大区别却在于，那股曾摧毁了魏玛共和国的政治势力，即拒绝共和国的右翼，在联邦德国不复存在了。或许正是其与希特勒竞争的失败，以及其多年无效的反抗希特勒的痛苦、流血的经历，使德国的右翼返回了共和国、议会主义与民主制度。总之，它在希特勒之后认识到，与其试图和一位煽动民意的独裁者竞争一个专制国家的领导权，不如作为一个议会政党与其他左翼的议会政党，在一个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游戏中去较量。基督教民主联盟（一个天主教中央党与其他以前的右翼政党的合并）的建立，是右翼这一根本性思想转折的标志，它与社会民主党三十年前从一个革命党到一个议会党的转变一样，是德国政治的百年大事件。
联邦德国具有魏玛共和国所没有的，即一个民主的右翼。作为国家，它不仅受到中左翼联盟的支持，而且受到了全部政党的支持（极端的边缘组织除外）。这样，按常情判断，类似于1930年为希特勒开路的态势不可能出现。波恩共和国，仅就其政治结构而言——不仅仅是因为波恩基本法比魏玛宪法有着某些优点——是一个比魏玛德国更为稳固、更为强大的民主国家；而且，就该专题的最后一句话是，即便有一天，与其前十七年一样，又有一个右翼政府，或者，譬如在恐怖主义的压力下，强化其法律，它仍将是这样。那些因此把联邦德国与希特勒帝国相提并论的人们（他们几乎都是没有经历过希特勒统治的年轻人），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到此为止，已经讲了足够多的希特勒的内政成功，我们现在转向其外交成功，这些成功也更多应该归功于其对手的软弱，而不是归功于他自身的强大。与他1930年在内政方面遇到的是一个奄奄一息的共和国一样，他1935年在外交方面遇到的是1919年欧洲和平体系的全面崩溃。与当时在国内一样，他在国外遇到的现状捍卫者已经失去了信心，而在那些想以另一种秩序代替现有秩序的人当中，他找到了他的非自愿的助手。要理解为什么如此，我们就必须像前面涉及到魏玛共和国的历史那样，简短回顾一下1919年在巴黎建立的欧洲和平体系的历史。
这是一段同样不幸的历史，而且有着同样的结构。巴黎和平秩序有着与魏玛共和国一样的先天缺陷。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在于它一开始既没有永久地剥夺内政方面最强大的、对于国家运转不可缺少的权力集团，即德国的右翼权贵（1918年革命本给予了它这个机会），又没有将其长远地融入新的共和国；而巴黎和平秩序的失败也在于，既没有永久地消灭同样仍是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对于欧洲的稳定不可缺少的德意志帝国的国力，也没有长期地把它融入欧洲。巴黎和平体系的缔造者甚至在这两点上作出了相反的举动。他们没有像梅特涅在拿破仑战争后对待法国那样，将德国作为共同缔造者纳入和平秩序的构建，而是侮辱与蔑视德国。他们没有分裂或占领德国（这样做倒是彻底的），使之长远不能捣乱。他们不仅保持了德国的在1871年至1918年间成为欧洲最强国的国家统一与独立地位，而且扩大了德国的国力，因为他们取缔了大部分以前存在的与德国抗衡的力量。
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1919年巴黎和平秩序直接有关德国的部分），首先看成是对他们的侮辱，这一点在心理上可以理解，它确实也是个侮辱，而侮辱之处尤其在于该和约形成的方式。这个和约，确实如受侮辱的德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道命令。在此前，欧洲的和约，都是在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谈判达成，当然，其间战胜国的谈判地位更强，但战败国形式上的参与是平等的，这样所达成协议的恪守就有了道德的基础。但这一次，德国是在同盟国的战争威胁下，在没有参与谈判与达成的和约上签字的。这样，从一开始就使德国人感到不必受被迫签字的和约的约束。甚至不需要该和约里比比皆是的侮辱他们尊严的、歧视性的条款来坚定他们“挣脱凡尔赛的锁链”的决心。这一决心决定了1919至1939年间的德国外交政策，在魏玛时期与希特勒时期都一样。魏玛共和国与希特勒都取得了成就。希特勒上台时，1919年的欧洲和平秩序——“凡尔赛的锁链”是其一部分——已经开始全面瓦解。
因为“凡尔赛的锁链”，正如在希特勒毫不费力地撕毁它以前就被证实的那样，是纸做的。在纸面上，德奥双方都希望实现的德奥合并，与德国军队装备的现代化一样，都是被禁止的；在纸面上，德国军队被限制在十万人以下；在纸面上，德国人必须一代代地赔款。但是，强迫实行这些纸面上的限制与义务的权力却不存在。1919年巴黎和会使得它不存在；而且（德国在饱受侮辱的惊讶之中，起初并未注意到这一点，是后来才发现的）它实现了德国在四年战争以后都未能实现的格局：让德国成为一个绝对的、不可阻挡的欧洲强国。割让德国领土也不能对此有任何改变。
1871年至1914年间，阻碍德国从欧洲最强国发展为一个绝对霸权地位的因素，是其与四个其他欧洲大国，即英、法、奥匈、俄国的近邻关系。德国必须顾及到这些大国，因为它虽然比其中每一个都强大，但当然比它们的总和弱小。1914年至1918年间打掉其“向世界霸权伸出的手”的年是英、法与俄国，然后是它们又与美国结成的大联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四个大国中的一个，即奥匈帝国，1919年在巴黎被摧毁了；而第二个，即俄国，被拒绝参与任何欧洲事务。这样，俄国当然也被排除在战胜国联盟之外；而同时，1917年为替代俄国而参战的美国，退出了战胜国联盟，拒绝共同保障其原盟友的和平秩序。这就是说，和平秩序从一开始就只有英、法在支撑，与魏玛共和国只有三个政党支撑着一样。在这两种情况下，基础都太小，难以起到支撑的作用。因为从长远来看，元气未伤的德意志帝国（只要注视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就可以看到）太强大，英、法两国单独难以将它限制在《凡尔赛和约》文件设立的栅栏里。而在原奥匈帝国领土，以及在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地带上新建的小国，只要德国从战争的过度疲惫与战败的震撼中恢复过来，似乎注定要成为德国的附属国。在巴黎，人们不仅通过侮辱性对待将德国推上了修改（和约）主义与复仇主义的道路，而且同时着魔般地用一切工具铺平了这条道路。
那两个对此负责的国家，即英国与法国，也马上隐约感到，它们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但它们从渐渐清醒的认识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英国认为，必须通过和约条件的逐渐改善使德国满意（“绥靖”），把一个不妥协的对手改造成一个心甘情愿的、修改后的和平秩序的共同维护者；而法国则认为，恰恰相反，必须补上在巴黎被耽误的对德国真正的打击。当法国1923年占领鲁尔区，将其想法付诸实施的时候，英、法的矛盾公开化了。英国不配合，法国被迫妥协，之后它有点忍气吞声地跟随着英国的“绥靖”政策。这一绥靖政策并不像传说的那样，开始于1938年的慕尼黑（在内维尔·张伯伦的主持下），而是终结在那里。它开始于1925年的洛迦诺，在其兄弟奥斯丁·张伯伦的主持之下。
在随后的阶段（在德国，它主要与施特雷泽曼联系在一起），在国际上的情况与国内在兴登堡当选以后的阶段出奇地相似，而且在时段上相吻合（但它比后者更长，因为布吕宁、巴本与施莱歇尔也在英国绥靖政策的拖缆后边航行，甚至希特勒在前五年至少表面上也是如此）：与在德国的共和国的反对者一时勉强接受共和国（前提是他们可以执政）一样，德国也暂时勉强尊重巴黎的和平秩序，前提是可以一步步拆除它。
它确实被一步步拆除了。施特雷泽曼、布吕宁、巴本与施莱歇尔的成功（《洛迦诺公约》、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提前从莱茵区撤军、取消赔款、原则上承认德国有同等的军备权利），并不弱于希特勒的成功（再次武装与普遍兵役制、与英国签订《舰艇条约》、莱茵区的再军事化、兼并奥地利、兼并苏台德地区）。但区别在于，希特勒的前任主要强调每次获得成功的和解特征，让英国一直感到愉悦，继续推行其绥靖政策；而希特勒则相反，他极力让他的成功表现为是从一个敌对世界里强行夺取的；他也得逞了，不仅因为他全部控制了德国的舆论，而且也因为德国民众的情绪有着某些倾向，他们一直渴望着取得针对被憎恨的凡尔赛体制的强力胜利，而对于在和解名义下取得的外交成果只感到一半的高兴。
另一方面，希特勒所获得的外交成功是英国容忍他获得的，甚至是送给他的，但他以炫耀的方式渐渐地破坏了其英国伙伴的兴致。他们无法忽视希特勒越来越不兑现他们所希望得到的报答——参与巩固欧洲的和平与共同支撑已经为德国修改的和平体制。他们甚至逐渐有了怀疑（这是一个相当有依据的怀疑），他实际上把所有他们为了巩固和平而让他获得的一切，都用来加强进行一场新战争的力量。奥地利的兼并，英国人不动声色地接受了；兼并苏台德地区时，英国就要参与讨论了。而英国再次同意希特勒“最后一个领土要求”的《慕尼黑协定》，在英国就很有争议了。当希特勒半年以后撕毁这一协定，进军布拉格的时候，（英国人的耐心）终结了。绥靖政策已被埋葬，而在英国取而代之的恰恰是愤怒而沮丧的心理准备，必要时就与德国重新作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