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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之处不在于人们如何估计犹太人对其所在国的影响。希特勒可能过高估计了这种影响，那他就更应该把他们拉到他的一边去，而不是毫无道理地推向敌对的一边。因为直到希特勒上台，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影响，绝大多数完全是一个对德友好的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敌对国对此深有体会。在美国，这种影响长期而明显地推迟了美国加盟协约国。在俄罗斯，它在由德国成功策动的沙俄革命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不仅毫无必要地在全世界树立了额外的敌人，而且使朋友成为了敌人，把本来处在德国一边的砝码推到了敌人的一边，其效应是双重的。
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一开始就给他自己在德国设立了巨大的障碍（尽管这种反犹主义先是表现为对犹太人无休止的侮辱、诬蔑与歧视，还未让人看出其恐怖的最后表现方式），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侮辱，就足以把朋友变为敌人；而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部分犹太人简直是热恋着德国。令人感动的是，一小部分犹太人甚至在希特勒之后，尽管有过希特勒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仍然是这样。
自他们获得解放以来，所有西方国家的犹太人都成为了优秀的爱国者；但是，没有一个地方的犹太人的爱国主义像在德国那样达到了如此灼热的、深情的程度。我们可以说，在希特勒上台前的半个世纪内，发生了犹太人对德国人的恋爱事件（约格·乌特曼在其著作《面貌酷似的人，你这个苍白的伙计》中探讨了这种特别的犹太人与德国人亲和性的根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犹太人是施爱的一方；而德国人，如果没有把这种感情当作犹太人的纠缠而加以拒绝的话，他们最多只是（感到受了恭维，也有点儿不舒服）接受了其同国犹太人的崇拜。不管怎样，犹太人与德国人的恋爱关系在文化领域引发了灿烂的奇葩：譬如（出版家）萨穆埃尔·费舍尔及其作家群，又如马克斯·莱茵哈特及其演员。而且，德国犹太人还为德国在20世纪初期在思想与文化、科学与经济领域第一次明显地超越英国与法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这些在1933年立刻成为了历史。希特勒使绝大多数犹太人受侮辱而由爱情变成了仇恨；除了德国犹太人以外，他还让那些继续忠诚于他们犹太人朋友的德国人（当然不是绝大多数的，但也不是最差的德国人）变成了敌人。德国消极抵御希特勒潮流的一大部分，是由他的反犹主义造成的。这种少数（还不能说是完全微乎其微的少数）默默的不参与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希特勒，当然难以计算。譬如尽管德国文学界有地位与名望的作家几乎都流亡他国的事实希特勒能够承受，但这还是成为了从一开始就促成希特勒德国在世界上名声败坏的不确定因素。比这影响更大的是，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给德国科学界造成了大失血。不仅以爱因斯坦为首的犹太科学家流亡他国；重要的非犹太科学家也跟着他们的犹太人同事与老师出走了，而以前大批闻名而来德国的外国人不再前来。直到希特勒上台，世界核研究的中心在德国的哥廷根；1933年则移往了美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反犹主义，第一个发明原子弹的大国可能是德国，而不是美国。
希特勒以反犹主义给他的权力追求从一开始就加上了一个难以估计的障碍，这无疑是他的第一个严重失策，一个一直被低估的失策。不过，还必须有其他失策，才会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因为，尽管希特勒的反犹主义从一开始就损害了德国的利益，但希特勒曾有两次离他的目标很近的事实仍然毋容置疑：先是在1938年，当在英国与法国完全同意赋予他东欧霸权地位的时候；后又在1940年夏天，当对法国的胜利以及对许多其他国家的占领，几乎将苏联以西的整个大陆放到了他的脚下的时候。这迫使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德国对欧洲的统治或在欧洲的霸权，是不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个乌托邦，希特勒的这一目标也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在今天（1978年），这一问题只要被提出，一般就不加讨论地被肯定了，今天的联邦德国人也这样认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他们常常会像看疯子那样瞪眼看着他们的父亲与爷爷，因为他们竟会树立如此一个目标。不过，首先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父亲与爷爷们，也就是两代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一目标是合理的与可实现的，他们曾为此欢欣鼓舞，不少人还为此牺牲了生命。
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目标可以实现或值得追求。今天只会有少数人肯定它。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1938年秋天与1940年夏天的欧洲局面，而且将欧洲在希特勒之后的可怜地位与希特勒以前欧洲的世界地位相比较，那么我们会陷入沉思。欧洲如果要维护这一世界地位，不是必须统一吗？如果能在不借助于暴力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统一，它是否至少在初期阶段需要其最强国家的霸权地位？而德国不就是这个最强大的国家吗？总之，不仅仅德国人（他们的两代人）是以“是”来回答这些问题的。1938年与1940年所显现的是，许多非德国的欧洲人尽管或许有所保留，但也随时准备说出一个犹犹豫豫的“是”。1945年以后的结果表明，他们的态度还不算完全错误——或者说，可能还不算完全错误——如果他们所面对的德国不是希特勒德国的话。
与一个被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在许多方面（如迫害犹太人、集中营、宪法上的混乱、法制的瓦解与被迫的文化狭隘性）是一个噩梦一样，一个被希特勒统治的欧洲无疑也会是一个噩梦。但是，我们不应因此忽视另外的东西：19世纪欧洲的均衡体制在20世纪已无法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和平秩序摧毁了它的核心，而1939年英、法在长期犹豫后半心半意作出的重建尝试，在1940年就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验证明，欧洲要么接受德国的霸权，要么接受美苏霸权。无疑，就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霸权的样子，美国的霸权远远比它好，甚至可以说苏联的霸权（尽管有人会否定这一点）也比它好些。但是，德国的霸权地位或许能统一欧洲，而一个美苏霸权则必然分裂欧洲。一个由德国霸权统一的欧洲能保住其在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而一个被美、苏分割的欧洲必然仓皇地失去它们。
这一点让人能够理解，希特勒1938年在欧洲与1940年在战胜法国以后，在整个欧洲大陆可以感到一点和解与服从的愿望，当然这在当时还不能算是与19世纪中期德国统一期望一样强烈的对欧洲统一的期望。这在1945年以后才有，而那时孩子已经掉到井里去了（太晚了）。但是，一种屈从暴力，从对不可抵抗暴力的屈从中获得最好结果的愿望，在1938年与1940年完全是存在的，它至少在某些地方是与认为欧洲或许完全需要较高程度统一的预感有关联，哪怕是以德国的（或许只是初期的）霸权地位为代价。人们仍然记得，1866年俾斯麦的普鲁士是如何通过战争统一了被战胜的德意志诸邦，然后又逐步融入了如此统一的德国。一个胜利的德国也将如此逐步融入统一的欧洲，逐渐磨损其可恶的棱角，这难道不可思议吗？或许甚至可以通过迎合行为加快这一值得追求的进程。这些想法在几乎所有国家（尤其在法国）都很普遍，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没有人愿意回忆起它们。如果当时德国有一个俾斯麦，而不是希特勒的话……
但我们不能做白日梦。德国有了希特勒，这一格局是发展成为一个统一与强大的、尽管先是被德国统治的欧洲，还是发展成为事实上发生的结果，完全决定于希特勒——不管历史学的社会学派怎么说。希特勒1945年2月在波曼笔录里说：“我是欧洲的最后机会。”在一定程度上，他说得对。不过，他还应该补充一句：“而我摧毁了这个机会。”他摧毁了这个机会，这是他的第二个重大失策，即让他的欧洲政策受到他的反犹主义的连累。为了理解他是如何与为什么将这个机会摧毁的（而且连续两次），我们必须仔细观察他1938年秋与1940年夏的政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两次得到的机会，两次要么没有看到，要么故意扔掉这种机会，一个两次重复的疏忽性失策，与他1941年更为明显的失策（向苏联与美国的宣战）一样严重。
下面我们先简述一下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