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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女人满手沾着粉笔上的白灰倚在黑板前。她呆呆地站了有一分多钟，学生们开始嘀嘀咕咕起来，因为她终于找不到下一个单词了。她瞪圆了眼睛，既没有看学生，也没有看天花板或窗外，而是看着正前方的空中。
“您还好吧？老师。”
坐在第一排长着自来卷和可爱眼睛的女学生问道。女人虽然想挤出一个笑容，但也只是眼皮短暂地颤抖了一下。她紧紧地咬住发抖的嘴唇，从比舌头和喉咙更深的地方，她低声说着：
那个又来了。
四十多名学生面面相觑，怎么回事？到底怎么了？低声的疑问遍布课堂。她能做的事只有一件，就是冷静地离开那里。她尽最大努力离开教室，走到走廊的一瞬间，隐秘的低语突然像提高音量的音响一样变得乱哄哄的，湮没了走在石质地面上高跟鞋的声音。
女人从大学毕业开始的六年多时间里都在出版社与编辑代理公司工作，辞职后大约七年的时间在首尔周边的两所大学和艺术高中里教文学课。每隔三四年都会出一本倾注心血编撰的诗集，已经有三本了。连续多年在隔周出版的图书评论杂志上连载专栏，最近作为还没有确定刊号的文学杂志的创刊成员，每周三下午都要进行策划会议。
但因为“那个”的再次来临，她将这所有的工作都中断了。
“那个”的来临，没有任何原因，也没有任何征兆。
半年前她的母亲去世了，几年前她离了婚，经过三次诉讼最终还是失去了九岁儿子的抚养权，那个孩子去前夫的家里住已经五个月了。送走孩子之后她患上了失眠，每周都去看一次心理医生。但那位年过半百的心理医生始终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否认这些明显的原因。
不是的。
她在桌子上的白纸上写着。
没有那么简单。
那是最后一次咨询。用笔谈进行的心理治疗时间太长，产生误会的空间太大了。她还郑重地拒绝了心理医生要给她介绍专攻语言问题的其他医生的提议。最重要的是，她已没有支付高价心理治疗费的经济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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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说她在幼年时期算是聪敏的。她的母亲在最后接受抗癌治疗的一年里，只要有空就会给她灌输这一点。仿佛在死之前最需要确认的事情就是这一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