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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见自己在电话中对那人说起我丈夫的情况,还说我的女儿昏迷不醒。我听见自己说,在我们的女儿甚至还不知道她父亲已经去世之前,我无法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当时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回答。
挂了电话之后,我才发觉它一点都不合理。这个想法立即被别的念头取代了:他在电话里说的有些话是无稽之谈。他说的话自相矛盾。这个人谈到器官捐献,但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得到有用的器官了:约翰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我在急诊室那间放下帘幕的病房中见到他的时候,他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牧师来的时候,他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所有的器官都会坏死。
然后我想起来了:迈阿密戴德县的法医办公楼。1985年或者1986年的一个早晨,我和约翰曾经在那里。那儿有个眼库的人给即将摘除眼角膜的尸体贴标签。那里的尸体也没有用生命补给仪器。这样看来,纽约医院那人在说的只是要摘除眼角膜,摘除眼睛。"干吗不直说呢?干吗要误导我呢?为什么打了这个电话来,却不直接说"他的眼睛"?"我从卧室的盒子中拿起前一天晚上社工交给我的银色钱包,看着那张驾驶证。驾驶证上写着:"眼睛:蓝色。驾驶限制条件:需佩戴矫光镜片。"
为什么打了这个电话却不直接说你想要什么?
他的眼睛。他的蓝色眼睛。他的不完美的蓝色眼睛。
而我想知道的是
阁下是否喜欢这个蓝眼睛的男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