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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住进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之前4个月又29天。
她父亲去世之前5个月又4天。
他去世之后的头一两个星期夜里,每当我觉得累了,觉得需要保护自己,我就会留下亲朋好友在那套公寓的客厅、餐厅和厨房聊天;而我则沿着走廊走进卧室,把门关上。我会避免看到走廊墙壁上挂着的、会让我回忆起我们刚结婚那些年的东西。实际上我不用看,而且不看也避不开它们:它们已经在我心里。墙上有一张我们在《毒海鸳鸯》的展位上拍摄的照片。《毒海鸳鸯》是我们参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我们和它一起去参加戛纳电影节。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当时我们乘坐的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专机的头等舱,而我光着双脚就登上了飞机,当时是1971年。墙上有一张约翰、我和金塔娜于1970年在中央公园的贝塞斯达喷泉拍的照片。照片中的约翰和四岁的金塔娜吃着冰淇淋。那年秋天,我们一直在纽约为奥托·普雷明格的一部电影工作。"她在那个没有头发的普雷明格先生的办公室。"当时有个儿科医生问金塔娜她的妈妈哪里去了,她这么回答。墙上还有一张约翰、我和金塔娜的照片,那是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马里布的房子的阳台拍的。《人物》杂志曾经刊登了那张照片。看到它我就想起来了,那天金塔娜第一次画眼线,照片是在她画眼线的间歇拍的。墙上还有一张巴里·法瑞尔给他妻子玛西娅拍的照片。照片中的玛西娅坐在马里布那座房子中的一张藤椅上,怀里抱着他们的女儿琼·狄迪恩·法瑞尔,后者当时还是个婴儿。
巴里·法瑞尔已经去世了。
墙上还有一张凯瑟琳·罗斯的照片。那是我们在马里布时康拉德·霍尔给她拍的。当时她将一个塔希提贝壳扔到邻居的游泳池里,跟金塔娜说如果能把它捞起来,那么贝壳就归她。金塔娜就这样学会了游泳。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是一段凯瑟琳和康拉德夫妇、阿珍和布里安·摩尔夫妇、约翰和我交换植物、狗、关怀、建议以及每周在他们家或者我们家聚餐好几次的岁月。
我记得我们全都会做法式蛋奶酥。康拉德在帕皮提的姐姐教会凯瑟琳如何毫不费劲地制作蛋奶酥,凯瑟琳又教给我和阿珍。那种制作方法比通行的简略一些。凯瑟琳还从塔希提给我们带来了香草豆荚,用酒椰叶扎成大大的好几捆。
有一阵我们还用这种香草来做焦糖蛋奶糊,但没有人喜欢把白糖弄成焦糖。
我们曾说起要租下李·格兰特在祖玛海湾上的房子,开一家叫做"李·格兰特之家"的餐厅。凯瑟琳、阿珍和我可以轮流当厨师,约翰、布里安和康拉德则可以轮流当服务生。后来凯瑟琳和康拉德分道扬镳,布里安的小说已告完成,我和约翰则到檀香山重新编写一份电影剧本,这个马里布生存计划便告搁浅。我们在檀香山完成了很多工作。纽约没人能够清楚地算出两地的时差,所以没人打电话来,我们可以整天工作。20世纪70年代时,有一次我想在檀香山买房子,带着约翰看了很多处房产,但在他看来,真的定居檀香山比住在卡哈拉酒店还没劲。
康拉德·霍尔已经去世了。
布里安·摩尔已经去世了。
多年以前,我们曾在好莱坞的富兰克林大道租下一座大房子。它有很多个卧室,有个采光良好的门廊,有几棵牛油果树,还有一个老旧的泥地网球场,月租是450美元。我们结婚五周年纪念日那天,厄尔·麦克格雷斯在这座房子写了一首诗:
这是约翰·格里高利·邓恩的故事
他和他的妻子狄迪恩女士
明媒正娶地组成一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