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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么谢谢您花这么多宝贵的时间跟我说话。”
我按了电梯钮，等候时格雷森依旧在我身后徘徊。我已经转身背对着他，面向电梯的门，却听到他说：
“只剩一件事我想请教，班克斯先生。典礼那天令尊令堂的住处，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高见？是这样，我们得确定往返会场的途中，他们可以尽量不要受到群众的干扰。”
我记不得我回答了什么。也许电梯门这时候正好打开，我恰好逮住机会，随口礼貌地应声话便告退了。不过正是最后这个问题，在会见麦克唐纳的时候从头到尾萦绕在我的心头，也可能是这个问题，如我所说，更甚于其他因素，让我无法把当时面对的事情想清楚。而今晚，当白天的事务都过去了，我发现这个问题又浮上心头。
我并非没想过我父母究竟要安置在何处。只不过这点对我而言，总是显得言之过早——甚至是“空欢喜一场”——案情还杂乱如麻，尚待厘清，何必在这时就做成功的假想。我想，在过去这几个星期里，只有那么一次，我好好思考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我巧遇老同窗安东尼·摩根的那天晚上。
当时我到此地还没多久——第三夜或第四夜吧。之前好一阵子我就已经听说摩根住在上海，不过由于我在圣邓斯坦跟他从来没有特别的交情——除了我们一直是同班同学——所以我没有特别花工夫找他碰面。不过第三天早上，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我听得出他有点不高兴我没找他，谈到最后，我答应当晚到法租界一家旅馆跟他见面。
我在灯光昏暗的旅馆会客厅看到他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毕业以后我就再没见过他的人，看他变得苍老肥胖让我吃了一惊。不过我们亲切寒暄时，我尽量不在说话的声音里泄漏这个看法。
“真奇怪，”他说，拍拍我的背，“好像才没多久。不过从某些方面看来，却又恍如隔世。”
“确实如此。”
“你知道吗，”他继续说，“前一阵子，我收到了丹麦佬埃默里克的信。记得他吧？丹麦佬埃默里克！多少年没他消息了！看起来，他现在是住在维也纳。老埃。你记得他吧？”
“当然记得，”我说，尽管我心中只能唤起某个男孩的模糊印象，“老埃这家伙！”
接下来约莫半个钟头，摩根的嘴巴几乎没阖过。牛津毕业后，他直接到香港，然后十一年前在怡和洋行谋得一职便搬到上海。后来他搁下自己的故事，提起别的事：
“自从这里不太平了，你不会相信，我为司机的事伤透了脑筋。原来当班的在日本人轰炸的时候炸死了。再找了一个，竟然是个混混。不时就说帮派里有事就跑掉，每次要出门都找不到人。有一次他到美国人的俱乐部接我，满身都是血，别人的血。连句抱歉也没说，中国人都是这样。我受够了。可是接下来的两个，根本不会开车。有一个还撞上黄包车，把车夫撞成重伤。我现在雇的这个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让我们先祷告我们能平安到达。”
我完全不明白他指的是什么，因为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并没有说要跟他去别的地方。不过我并不想挑他话里的毛病，他马上又转到别的事上头，告诉我旅馆所受的物资短缺之苦。他透露说，我们见面的那个大厅原先灯光没那么暗：战争让闸北区的工厂没法送灯泡过来，旅馆里有些地方，客人还得摸黑。他还指着厅里另一头为舞客演奏的乐队里，至少有三位乐师只是在装模作样。
“他们其实是门房。真正的乐师有的早已逃离上海，有的被战斗波及而丧命。尽管如此，他们装得还满不赖的，对不对？”
经他一挑出来，我看了看，装得实在一点都不像。有一位满脸写着无聊，连琴弓都没靠在小提琴上；有一位只是茫茫然握着竖笛，张着嘴巴，瞪着周遭正牌的乐师，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等我夸他知道这么多内幕消息，他才告诉我，其实他在那里已经住了一个月，因为他在虹桥区的寓所太靠近战区，住不安稳。我为他必须放弃住所表达了同情之意，他的情绪忽然一变，我第一次看到他流露出忧伤的神情，让我想起昔日同班那个抑郁孤单的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