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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到时候我们会帮你搭个旧木棚之类的东西。”
“嗯，这个计划听起来很吸引人。这个提议请你先保留着，我会考虑考虑。”
“这是我的承诺，你得多留心啰。因为我保证会兑现的。到时候你一定要来住木棚子哦。”
过去这个月里，我任由伦敦的阴冷日子流逝，独自在肯辛顿花园闲逛，身旁还有秋季的观光客与中午出来吃午餐的上班族，有时还会遇到旧识，便跟着去吃顿午餐或喝茶，我常常发现我心里想着那天早上跟詹妮弗的一番话。我不能否认这带给我安慰。情况在显示，她已经度过她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来到另一个新的开始。她的未来还得拭目以待，不过她这个人天生就不会轻易认输。的确，她很可能会积极实现她那天俯瞰山谷时对我说的计划——虽然只是半开玩笑的口吻。而且只要几年光景，也许事情真如她所愿地发生，那么我倒不无可能下乡去与她同住。当然，我不敢奢望她的木棚子，反正她家附近也总是找得到房子。我感激詹妮弗的心意。我们打从心底了解对方，那个冷冽早晨里那样的谈话，正是我多年来得以慰藉的泉源。
但话说回来，乡间生活可能太安静，最近我变得舍不得伦敦的生活。再说，我有时候还是会遇到有人打从大战前就听过我的名声，上前向我请教某事该怎么办。老实说，才上个礼拜，我跟奥斯本一家人吃晚餐，他们向我介绍一位女士，她立刻抓起我的手，大叫道：“你说你就是那位克里斯托弗·班克斯吗？那位大侦探？”
原来她大半人生都待在新加坡，是莎拉极亲密的朋友。“以前她常常谈起你，”她告诉我，“我真的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了。”
奥斯本一家还邀请了其他几位客人，不过一旦坐下来进餐，我发现我刚好坐在这位女士身边，话题难免又转回莎拉身上。
“你是她的好朋友，不是吗？”她问我，“她提到你的时候，总是不断地赞美你。”
“我们当然是好朋友。只是她去了东方以后，我们就形同失散了。”
“她常常谈到你。她有好多你这位名侦探的故事。每次桥牌打得烦了，她这些故事总是带给我们好多乐趣。她每次都对你推崇有加。”
“没想到她还这么惦记着我，我真感动。如我所说，我们形同失散，不过我曾接到她一封信，大约在战后两年。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大战期间她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她对那段俘虏营里的日子轻描淡写，不过我相信绝非好日子。”
“哦，我确定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我丈夫跟我，我们险些遭受同样的命运。我们想办法及时逃到澳洲去了。可是莎拉跟蒙·德·维弗先生，他们总是太相信命运。他们那种夫妻，常常晚上没计划就出游，遇到什么就接受什么。在大半的情况下，随遇而安是不错的生活哲学，不过等日本人都来到了门前，这种态度就不行了。你认识他吗？”
“我从来没这个荣幸认识伯爵。我知道他在莎拉过世后就回到欧洲，可惜我们不曾相遇。”
“咦，听她谈你的那个样子，还以为你跟他们俩都很熟呢。”
“没有。你知道的，我认识莎拉，是她还非常年轻的时候。恕我多问，也许你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他们的婚姻在你看来，是否快乐，莎拉跟这位法国老兄？”
“婚姻快不快乐？”我身旁的女士想了一会儿，“当然，这种事确实很难讲，不过我说真心话，也很难想像他们不快乐。他们看起来都深爱着对方。他们一向不富有，也就是说，他们绝不能像他们想要的那样无忧无虑。不过伯爵似乎总是如此，呃，如此浪漫。你笑了，班克斯先生，不过就是这个词，浪漫。她的死让伯爵身心交瘁。全都是俘虏营造成的。她跟许多人一样，身体没有完全复原。我好想念她。这么迷人的朋友。”
自从上周的这场邂逅后，我又把莎拉的信拿出来读了几次——那是我们自多年前上海一别之后，她写给我的唯一一封信。日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八日，从马来半岛某个小山的车站寄来的。也许我是希望跟她的朋友聊过以后，能从那些很是拘谨的，甚至毫无生气的愉快叙述里，找出一些藏在字里行间的东西。不过那封信只提供了她离开上海后的行程概要。她谈到澳门、香港、新加坡，都说“景色怡人”、“多彩多姿”、“引人入胜”这类的话，提到数次她的法籍伴侣，不过每次都一笔带过，仿佛我该知道的就那些而已。她还轻松地提及日军的俘虏营，她说她的健康问题“是个无聊的话题”。她以礼貌的方式问候我，并称她在重获自由的新加坡“生活愉快，一切正常”云云。这封信，是你人在异国的某个下午，隐约想起某位旧识，心血来潮时会写的那种信。只有在信接近尾声的时候，有那么一次，她的语调才隐隐透露我们昔日曾经共享的亲密。
“我不介意告诉你，克里斯托弗，”她写道，“那一次，我可是真的失望透了，尤其是我们彼此都已经知道了对方的心意。不过别担心，我早已不生你的气了。更何况命运又再度眷顾我，我怎么能继续怨你？再说，我现在也由衷相信，那天你没跟我走，是正确的决定。你向来觉得你有使命要达成，我敢说你若是没有先完成你的使命，你也永远无法把心献给任何人。我只希望那件任务早已完成，而你现在可以找到我近来几乎视为当然的幸福与呵护。”
她信里的这些段落——尤其是最后那几行——总有些不真实的感觉。字里行间隐约有种气氛——老实说，她会在那一刻写信给我的这件事本身——跟她口口声声说日子充满“幸福与呵护”，就是教我觉得不太对劲。她与那位法国伯爵的生活，是否真与她走出上海那家小店，登上码头时立志追求的相同？我多少持疑。我觉得她提到使命感的时候，她心里想到的不仅是我，更是她自己，以及想要逃避使命的徒然。也许有人可以继续过他的人生，完全不受这种心情的羁绊。不过，对于我们这种人而言，我们的命运是以孤儿的眼光看待世界，长年追逐着父母消逝的暗影。我们只有尽全力把使命完成，别无解脱之途，在此之前，心中无法得到片刻的平静。
我不想显得洋洋自得；可是在伦敦过的这些闲散日子，大体上确实还算惬意。我喜欢在公园漫步，或是逛逛画廊，最近更是愈来愈常到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翻查报纸档案里有关我杰出事迹的报导，愚蠢地觉得自己好了不起。换言之，这座城市已然成为我的家，就算我必须在此度过余生，我也不会介意。然而，有些时候，日子还是会充满莫名的空虚，所以我还是会慎重考虑詹妮弗的邀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