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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一个月不到，我们收到了玛丽亚·谢里丹那封有名的电报，蜉蝣季到了，我们兴致昂扬地驱车向东前往奥玛德，炫耀我们新婚夫妇的身份。
谢里丹一家就是热情的典范，曼之前就常常说起。谢里丹夫妇没有子嗣，他们常常暗示曼作为他们最爱的侄女，可能会继承奥玛德的房子——想到就令人激动。当蜉蝣黄色的翅膀在谢灵湖<a id="jz_2_1" href="#jzyy_1_2"><sup>[2]</sup></a>上空熙熙攘攘，这就是玛丽亚的朋友和家人期盼已久的信号，他们会抛下一切，来到卡文。尼古拉斯的兄弟菲利克斯，虽然呆头呆脑的，但是温和无害，他会仔细地扫去网球场上的落叶和冬日留下来的垃圾，山上的泉水汇成小溪流下来，他会修理溪流里的旧坝，让鲑鱼栖身的河床深度足以游泳。教区神父、医生、律师、银行经理，周边各色强健的天主教农户们，以及所有的姑母和表亲们，都汇集到这所老房子，好像他们也是一种蜉蝣，遵循着远古的召唤。
我们到之前，曼的兄弟，杰克，已经到了，他气质沉静内敛，身高非比寻常，从罗斯康芒带着他的钓鱼竿和鱼线急匆匆赶来，因为除了飞钓，或许还有打猎，当然了，还有曼之外，他对任何事情都概不关心。当我走进陈旧的走廊，他朝我走来并同我握手，我如释重负。
“好了。”他说。我想在整段做客过程中他总共就说了这么多话。
身为曼的丈夫，我受到了盛情接待，对此我不胜荣幸。长长的餐桌上堆满了农场的水果，我们不仅是客人，更是带来快乐的客人——玛丽亚显然很喜欢她挑选的这些人出现在她家里。
晚上曼大胆地演奏钢琴。白天，她在网球场上大杀四方，不论老少。她穿着深蓝色连体式泳装，自信地在鲑鱼池中转圈，她的亲戚菲利克斯看着她，呆呆地笑着。我对着玛丽亚既安心，又开心，我和她说起我的旅行，她似乎很喜欢，我和她丈夫尼古拉斯谈起桥梁、道路和沟渠，这是我们的三个共同点。尼古拉斯是旧政府时期前太平绅士<a id="jz_3_1" href="#jzyy_1_3"><sup>[3]</sup></a>，也是很少见的天主教地主。
1920年，谢里丹一家曾收留过迈克尔·柯林斯的未婚妻凯蒂·基尔南住在奥玛德。当然了，我们初次造访时柯林斯已经过世。但是独立战争期间，他曾因选举事宜来到卡文，结识了基尔南一家，他们在格拉纳德<a id="jz_4_1" href="#jzyy_1_4"><sup>[4]</sup></a>经营一家小旅馆和一家杂货店。一天，一位来自都柏林的警官被射杀，当时他正在旅馆酒吧喝酒。基尔南一家与那位年轻的警官相识，也和柯林斯相识——冲突中两个对立的阵营，我们在联合国会这样说。那位警官很有可能死于柯林斯同伴之手。但是不论爱尔兰错综复杂的时局如何，九辆载满人的卡车从卡文的军营驶来，车上的皇家爱尔兰警队警察和士兵报复性地将基尔南家的房子，连带着格拉纳德的大部分地方付之一炬。基尔南一家，包括凯蒂在内，逃到了奥玛德，谢里丹一家收留了他们，我相信，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这让柯林斯感激不尽。
白嘴鸦在山毛榉上大发牢骚，夕阳落下枝头，失去光彩，网球选手们在暮色中依旧奋战，求胜心切。杰克·柯万从河边归来，钓鱼竿上挂着鲑鱼，老菲利克斯在路上胡言乱语，玛丽亚在屋内生火，煮起一大锅土豆，又烘又烤，显然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向前推进，令人鼓舞。
我很自豪，自豪能在这样一群人之间，能被他们接纳。我在基尔纳莱克<a id="jz_5_1" href="#jzyy_1_5"><sup>[5]</sup></a>被大家称为“杰克·麦克纳尔蒂，曼·柯万的丈夫，年轻的土木工程师”——仿佛这是一串高贵的头衔。
我们在非洲的日子，我们的青春岁月，一去不返，千金难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