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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我回到家中。那时孩子出生已经好几周了。我走进门,发现曼在狭窄的走廊等我,一只手倚在酒红色的墙壁上。她身子微微朝一侧弯曲,我不得不拉过她才能将她拥入怀中。我担心怀孕生产让她变得虚弱。但是我能感受到她松了一大口气。她哭着,轻拍我胸膛。看起来是多么有爱的一刻。然后她带我进房看麦琪。世界上没有什么感受堪比看到你的第一个孩子,第一次。那就是你心中的黄金国<a id="jz_1_1" href="#jzyy_1_1"><sup>[1]</sup></a>。
曼回到斯莱戈后大放异彩,据我母亲说,她走在红酒大道或是奥康奈尔街上,迈着坚定的步伐穿过哥拉顿桥,进出时髦的商店,在开罗咖啡店饮茶,咖啡店里有嘶嘶作响的锅炉声和轻声细语的女仆,斯莱戈的名媛贵妇们都围坐在桌旁,就像某处虚幻的水池里华丽的兽群——穿着她在直布罗陀买的大衣,长尾猴在她肩上微微摇晃。现在我母亲说的全是关于曼的。她觉得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
是的,妈妈将她视若珍宝。我想她是不是把对自己亲生母亲残留的想法投射到了曼身上,她从未提起的亲生母亲。对私生子身份的恐惧让她在自己的痛苦中缄口不言。但是也许在妈妈眼中她的母亲就和曼一样,高挑,给人感觉有些夸张,穿着精心挑选的皮草和裙子。当然了,每每看到她们一起走在街上,你就会忍不住觉得,正如我说过的,由于巨大的身高差,感觉就像是母亲和孩子。
但是我母亲绝不是个愚蠢的女人,她也发现了曼的其他信号。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在为精神病院里的女性缝补围裙和罩衫,她对女性的苦痛略知一二。她好几次看到曼在后面的卧室,沉溺于妈妈口中的“愁思”之中。
斯诺医生开了一些药——白色小药片,就像是缝在知更鸟的西装马甲上的纽扣。
四月,玛丽亚·谢里丹邀请我们去奥玛德看蜉蝣,我们没能如约前往。但是曼说我们下一年一定会去。她觉得带着孩子去力不从心,而且最近感觉自己“有点没精打采”。
几个月后,约翰街的客厅里,我坐在她身旁。我们的孩子在摇篮中熟睡着,我们没开灯也没点蜡烛,只有炉火散发着微弱的光,映衬出曼的容颜,而那炉火此刻也快燃尽了。屋外,天色已暗,细雨纷纷,层层的樟树之间,斯莱戈小镇万籁俱寂,深夜的时刻里只有最后几个归家的人,还有老基隆的马飞驰而过去往面包店。曼像只猫咪,一动不动。房间里安静得可以听到麦琪的呼吸声,这声音如此细微而有趣,连隐藏在黑暗之中的罪犯也会因为微笑而露出马脚。我父亲和乐队不知去往何处,我母亲善解人意地和她自己的母亲去了至圣救主会布道,或者我应该说她的养母,唐纳伦妈妈。镇上来了一位热情似火的年轻助理牧师,冈特神父,妈妈觉得他是耶稣转世。
那只狄安娜长尾猴坐在暖炉栅栏边上,和我们一样在安静沉思,妈妈的猫在一旁舔自己的细长的爪子。曼深思着,脸上没有笑意,但是即便在那一刻,我也能感受到她是开心的。
我正想着柯勒律治那首诗,诗中他形容自己就坐在这样的炉火旁,他的孩子在身旁的小床上熟睡,壁炉里的灰烬在微风中颤动,让他想起自己的境况,无人打扰,在1798年某个已经逝去的夜晚<a id="jz_2_1" href="#jzyy_1_2"><sup>[2]</sup></a>。猫那深邃的绿眼睛中倒映出微弱的火光。猴子伸出瘦削的手臂,精准地剜下一只猫眼。曼惊恐地跳起身来,从她的白日梦中惊醒。
我妈妈回家后,我们只得向她坦白真相。曼为她沏了壶茶,将她安顿到床上睡下。
第二天,她打电话给都柏林动物园,他们表示很乐意接收狄安娜长尾猴。曼让我照料家里,便登上去都柏林的火车,让那小东西和它的同类在猴子馆团聚。
“有一只眼睛的猫总比没有猫好。”我母亲颇有哲理地说道。
斯诺医生定期上门来帮曼解决母乳问题,我母亲说这对她而言异常艰难。她奶水不足。原本我们从远菲尼斯克林请来一位奶妈,但是妈妈说她没有受过洗礼,又把她送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