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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马格赫拉布伊，发现她还是和麦琪出去了，虽然我并没有在镇上看到她们。我上楼走进她的房间看了看。我觉得我不应该在那里翻来翻去，但是我想找到证据证明曼和奎尼说的只是想象出来的胡话，或者是奎尼疯了。
那个房间，和我预期的一样，井然有序。旧婚床铺得很仔细，是布里斯托尔的款式。她的时尚杂志整齐地堆在麻花腿茶几上，她的阅读眼镜安放在最上面。壁炉里扫得干干净净，一桶煤已经准备好。两枚铜版画，画像是她父母亲年轻的时候，镶好框放在壁炉两侧，她父亲看起来怒气冲冲却又睿智威严。地毯刚清扫过。她从哥拉顿的房子里取下来的窗帘改成了适合这里的小窗户的尺寸，窗帘上是红白色的法国乡村景色，窗帘被小心翼翼而庄重地拉上了。
我开始感觉十分悲伤。不是因为我觉得她的房间令人悲伤，而是因为它让我想起我们以前一起生活的时候有多幸福。这是个没有我的房间，虽然我现在就站在里面。我看了看衣柜，里面只挂着她的衣服，然而以前也挂着我的西装和马甲。我现在一点也不相信奎尼说的。我当时就该看到信号的，如此沉重、悲伤的信号——我本该知道的，我当然应该知道。她给孩子的全都是爱。也许她更喜欢麦琪，但是厄休拉也被照顾得很好——实际上是溺爱，两个人都是。
她梳妆台的抽屉里确实有几个药瓶。只有一瓶里有药片，日期是最近的。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原本以为，没错，这些药片只是帮她度过怀麦琪那段艰难的时光而已。毕竟，这些都是私密的事情——女人的烦恼，我妈妈会这样说。我没有权利在这里翻箱倒柜、编造理由。
最下面的抽屉放着她特殊时刻穿的丝绸灯笼短裤和文胸，还有一本《婚恋》（Married Love），当时许多斯莱戈女性都会在放短裤的抽屉里放一本。一只红色威尼斯平底玻璃杯用她母亲最好的茶巾包裹着，以前她父亲每周六都会用它喝一杯威士忌。放得整整齐齐，好像大炮的是两瓶杜松子酒，一瓶喝掉了四分之三，另一瓶还是满的。难道这些就是奎尼说的她吞下药片时用的吗，还是她怀厄休拉的时候——热水浴和杜松子酒？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些真的发生过。我不能容忍她曾经想要杀死可怜的厄休拉，就因为她长着一头红发。荒谬至极！也许可怜的奎尼喝酒了，也许可怜的奎尼疯了。幻听、幻视。但是这是曼·麦克纳尔蒂的房间，干净整洁，即使有这些证据，我内心也知道真相，绝对的真相就是，曼这辈子没有沾过一滴酒。这是她传奇的一部分。在爱尔兰西海岸，哪怕是修女也会喝酒。但是曼不会，曼·柯万，不，当然不会。曼，显而易见很爱她的孩子，如果我和她之间有什么摩擦，最后肯定会重归于好的。曼，曼，我深爱的女人，她太骄傲、太美好了，她不屑于碰那该死的酒，她会把它留给我们这些人！哪怕她真的想在晚上喝几杯酒又何妨呢！还是一个人在卧室里，她完全有资格，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坏处，没有，完全没有，但是可以肯定，事实就是曼·麦克纳尔蒂，娘家姓柯万，自出生以来从未、从未碰过一滴酒。所以也从来、绝对不会想要结束她的生命，或是她还未降生的孩子的生命，这不可能，一丝可能性都没有，不认同的都是可悲的骗子。
曼回家了，兴致勃勃，手里的包裹比以前少很多，只有一路上买来的一些打折货，她没怎么注意我，随意地将一些蔬菜放到厨房留着一会儿再清洗。然后她将麦琪带到客厅，让她坐到靠窗采光好的地方，因为她想用梳子梳一下她浓密的头发，除去头发里的虱子。她站在那里，光线如画，娴熟地梳着发丝，仔细寻找虱子卵，那一刻她看起来心满意足，无忧无虑，一点都不像会自杀或者谋杀别人的人。
等到麦琪又跑去野草丛生的院子里玩耍时，我整装待发。我的第一个障碍是她对我惯常的无视，我祈祷我们和好之后第一件消失的事情。因为这很痛苦，非常折磨人，有人可能会这样说。
“曼，”我说，“你介意我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突然意识到，更有效的方式也许是把她五花大绑、严刑拷打，这样我找到答案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我必须要努力。面对她的沉默，我早已感到挫败，甚至在开始说话前就已如此。她在窗前检查梳子上那些可恶的虱子卵。
“我不想说话，杰克。”
“我知道，曼，但是我们已经很久没真正地说过话了——有一年了吗？”
“我真的不想说话，杰克。”
“曼，我想说，我对我的所作所为深感抱歉，我对一切都感到很抱歉，我是说，很抱歉让你这么悲伤，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我知道你完全有理由生气，而且你一定还很生气，如果事情必须如此的话。但是我想知道我的道歉是否足够。我想过给你写封信，但是我们就住在自己家里，我只是想说清楚，因为我发现生活中有些事情并不总能说得清楚。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更重要的是，我爱你，我尊重你，我只是想让你再次开心起来。”
我看到她检查梳子的动作一顿。我感觉西塞罗最终为客户写出辩护词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几个月来，我第一次感到释然、轻松，我想是更像个男人了。算不上绅士，我知道，但是也是个男人。她看着梳子，紧闭的双唇慢慢张开。
“是吗，杰克？”然后她说。
“我可以把抱歉刻在额头上，这都不足以告诉你我有多抱歉。我为我的愚蠢而后悔，该死的愚蠢。说实话，我知道你不该原谅我，因为我觉得这整件事就是不可原谅的。”
现在她点了点头，我想不是为了表示同意或反对，只是代表她在思考。沉默持续了大约一分钟。又一分钟。又一分钟。
“我接受你的道歉。”她说。
“什么？”我说。
她转身，直视着我，我们之间相隔三米。相隔百里。
“我好孤单。”她说，仅此一句，她站在那里，手中拿着梳子，一动不动。我走上前，跨过小小的波斯地毯，用最快但不至于撞倒她的速度来到她身旁。我以为她要晕倒了。她的头低低垂下，双目紧闭，整个身子似乎也要倒下了，仿佛她一直用头顶着天，而有人刚刚为她支起柱子。我曾经看到建筑工人努力搭起桥架时，也是这样的反应。我双手环抱住她，如释重负，我都感觉我要哭了，她也环抱住我。我们就这样站了十五分钟，也许更久，互相抱着，有些可笑，也无比幸福。
1938年，三年后。这所房子的一砖一瓦似乎都浸泡在酒精中。似乎这所房子本身就在喝酒。其中有一些快乐的事情，至少开始的时候，至少某些夜晚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我习惯在酒吧关门后带朋友们回家，所以凌晨时分前屋里可能会有好多人。他们歌唱着，特别是汤姆和他的乐队朋友们也在的时候，你会听到《利特里姆的小姑娘》，这是汤姆最常被要求演奏的，有时这些声音很悦耳，乔·伯恩斯吹奏单簧管时天花板上的石灰都移了位置。角落里曼的旧钢琴也不会闲着，好多人都会弹奏，而我则会期待着演唱《皮卡第的玫瑰》。
最终，许多夜晚之后，许多许多个月的夜晚之后，曼终于出现在屋子里，不知道喝了什么，她有些醉意，站不大稳，但衣着得体，心情愉快，她坐在钢琴旁开始弹奏《保持派对干净》，而我就尽力模仿英国口音演唱。
不要屈服于古老的诱惑
对简单的美德嗤之以鼻，
保持派对干净。
然后爸爸会演奏一组里尔舞曲和吉格舞曲，引得大家纷纷笨拙地起舞。但是汤姆一直以他的老式单人舞闻名，他站在柯万先生结实的餐桌上，不顾一切，踢踏起舞，双臂优美地固定在两侧，只有手指微微摆动，小腿旋转，鞋子砰砰作响，膝盖以下都看不清楚。
曼身上突然散发出奇怪而美好的喜悦，她年轻时的朋友喜欢她的理由也在于此。幸福洋溢，哪怕这种幸福是人们喝了酒之后才有的。但是拥有一切最好的东西的罗马人自己不是也说，没有它生活便无法忍受？我自然觉得我的生活缺了酒精也会如此，即便生活中难以忍受的那些东西，某种意义上也是由作为疗愈的酒精引起的。因为夜渐深，便会逐渐带来巨大的变化，不仅仅是曼，还有在场的所有人，就像孩子们最后总是要为他们的快乐付出代价。然后就是如月色般苍白的脸，和疲惫的身躯踉跄着走入马格赫拉布伊的黑夜中，还有含糊不清的嘟哝声和低语声中传来的道别词句。
等曼上楼时，我可能会看到麦琪和厄休拉从栏杆处探出头看我们，不是年幼的侍从凝望着成年人快活的生活，而是他们的黑暗面的见证者。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那费解的渴望，渴望跟着她，以及那澎湃的希望，希望她能在楼梯上转身呼唤我，但是没有，那很少见，基本不会——虽然我们和好了，但是几乎从未同床——而我会回到此刻空荡荡的房间，烟蒂和雪茄残留一地，倒下的瓶瓶罐罐像是许多小塔，我会在沙发上找到我的根据地。让现在的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时这一切之中有种满足感，哪怕早晨在恶心不适中醒来，也有种扭曲的愉悦感，似乎一个人能从被处决时意想不到的幽默感中找到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