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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胜利到解放，在上海的那几年中，父亲的律师事务非常繁忙。1945年下半年及1946年，他接办的许多案子是汉奸案。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政府控制了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他们虽然消极抗日，但战争一结束，他们又俨然是胜利者，抓了一批汉奸关起来并且在法庭审判。被关的大汉奸中有不少过去是父亲的朋友，如周佛海、梁鸿志。但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选择了截然不同的道路。1945年父亲从重庆回到上海，周、梁等人却成了阶下囚，他们的亲属都请求父亲为他们出庭辩护。父亲接办这些案子，心情必定是复杂的。梁鸿志最后仍被判死刑。梁被判决那天，父亲心情很沉重。事后他问梁的家属要来了梁死后大殓时的遗体照片。记得当时我看了一眼，听说这人是枪毙的，吓得赶紧把照片还给父亲。父亲对着照片不胜感慨唏嘘。他说梁鸿志这人很有学问，真是一念之差啊！父亲是个极重情谊的人。1964年梁鸿志的遗腹女高考落榜，来北京找父亲帮助。父亲把她收留在身边近十年，一直到1973年逝世后，由周总理亲自关照在上海安排了工作。
父亲回到上海后，我们家就搬到了现在的延安中路达巷7号。同时这里也成了父亲的律师事务所。父亲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案子很多，经常要出庭辩护。每天下午，父亲在殷夫人那边吃过中饭就来到达巷，一到就忙，会客，接谈案子，出庭……很少有空闲。对于十一二岁的我来说，本来就因为父亲八年在重庆，对他完全陌生，如今回到上海，却不住在家里，每天只有在晚饭前后见到他，还常常是宾客满座。当时，我觉得父亲是那样不可接近，那样令我望而生畏，我尽可能躲开他；而他似乎也不大注意我的存在，极少同我讲话。大人们都忙于他们的社交生活，少年时代的我在家里十分寂寞。1946年，我考入震旦女中。家里为我请了一位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大学生任家庭教师。她每天下午来我家一小时帮我复习功课。老师走后，我常常独自一人躲在三楼平台上看小说。冬天，平台上太冷，我就跑到如今瑞金大戏院附近的“作家书屋”不花钱地坐在取书的小梯子上看书架上的书。巴金的《家》、《春》、《秋》，徐的《风萧萧》以及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等等都是我那时坐在“作家书屋”的小梯子上看的。那个时期我幻想过将来当个文学家，也写小说。我还酷爱话剧，曹禺的《雷雨》、《日出》只要公演，我一定去看。我还喜欢当时上海的一个广播剧团。他们把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改编成话剧《水仙花》，连续播演，我每次必听，因此我也很想将来能当个话剧演员。有一次，是个父亲偶然得闲的片刻，他突然问我将来想干什么，我脱口而出说想演话剧。没想到父亲大为不悦，教训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读好书我送你出去留学。章家门里不出戏子！你要去做戏子就不要进章家门！”我当时委屈极了，不知道演戏有什么不好。本来，我和父亲之间交往就很少，这次短短的谈话之后，我对他更加敬而远之。那次父亲的训话我又伤心又不服气，以致那次谈话的氛围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解放后，我还是喜欢戏剧，一直到我进了外国语学院，我才终于如愿以偿成了英语系舞台上的一名业余演员，我们先后演出了全本萧伯纳的《Augustus Does His Bit》、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以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我扮演黛丝德蒙娜。每当朋友们看过戏说我颇有点演戏的才华时，我都会叹口气说：“可惜我的戏剧才华还未降生到摇篮里就被我父亲扼杀在胚胎里了！”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年也确实没有时间来关心我的成长。他每天要会很多客人。大部分是当事人，但也有其他各界人士。记得有一次，家里人很激动地说，梅兰芳正在楼下会客室与父亲谈话。我那时也跟着大人学过几句京剧青衣，不过是程派唱腔的《锁麟囊》。听说大名鼎鼎的梅兰芳来了，我也随家中用人跑下楼从客厅旁小过道的门缝里看到了举止优雅的梅先生。后来，大约到了1948年，或1949年初，父亲有几次会客时很神秘，关照一切人不得入内。有一次我闯了进去拿我遗忘在钢琴上的书，被父亲训斥出去。我偷眼望了一眼客人，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人。一直到解放后我才听父亲说那时共产党派人与他有联系，父亲正在从事国共和谈的筹备。1949年4月，他作为国民党和谈代表来北平与共产党谈判时所带的秘书金山同志，就是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地下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