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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思想渐趋成熟时，毛主席、周总理的这些轻松愉快的谈话渐渐地融解着我心中与父亲关系的冰块。我也慢慢懂得了为什么毛主席、周总理在解放后这样关怀照料父亲。
毛主席还曾告诉过我1946年主席赴重庆谈判时与父亲的一席谈话。主席说当时形势错综复杂，主席以及其他在重庆的党内领导同志广泛接触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听取他们对时局的分析。主席有一次找父亲叙谈，问父亲对当时局势作何分析。主席说，父亲想了片刻，在纸上写下一个“走”字，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接着父亲向主席谈了他对当时的形势的分析，他认为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背后准备内战。乘他尚未准备就绪，主席应速速离开重庆，防止突变。毛主席对我说，当时党内分析形势时，他很重视父亲的这一建议。父亲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中肯意见。
父亲“好管闲事”。无论何人找他帮忙，他只要觉得有道理是必定不会推辞的。最大的事情，他写信给毛主席，其他人的事一古脑儿送到周总理那里，有清朝遗老的生活问题，旧时代文人的落实政策问题，历次运动中的错案，某些留用人员的工作问题、待遇问题、子女在政治运动中受牵连问题……无所不包。在父亲的收发文本上，没有一个月不往周总理那里送几封信的。有一次周总理说起父亲的“好管闲事”，我带着歉意说：“总理这样忙，我父亲真不该用这些琐事打搅总理。”周总理却对我说：“你不能这样想！行老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我们现在‘高高在上’，哪里照顾得了这么多人和事！人家有事也不敢找我们。找我们也是层层挡驾，未必到得了。行老的这些信反映了不少情况，替我们做了许多我们疏漏的统战工作。”通过父亲，的确许多人得到了恰当的安置。记得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有位中年人从湖南长沙来找我，一见面他就要求我带他去父亲遗像前鞠躬。说起当年事，他竟泣不成声。他说他现在是一名研究历史的学者。二十年前是父亲帮助他入了大学，他才有今天。于是，我也记起来了。50年代初的一个初冬时节，从长沙来了一位学生，风尘仆仆，衣衫单薄。他要求会见父亲，说他久慕父亲盛名，并听说父亲乐于帮助有志向的青年。他立志攻读中国历史、文化，特来求助。父亲与他谈了很久，认为他很有点才气，于是不仅为他写了介绍信，而且送了他一笔钱；见他从南方来所带衣服耐不住北方的严寒，立即要母亲把他自己的大棉袍送给这位青年。
